郑建邦:“祖父是黄埔唯一的冒名顶替生”

1943 年，蒋介石（右三）、宋美龄（右四）夫妇与蒙巴顿将军（左一）、
郑洞国（右一）、蒋纬国（右二）等在印度蓝姆珈营地合影。

　　1924年春，从湘西大山中走出一位热血青年，他辗转数千里，前往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为了能参加革命，错过报名期限的他，甚至冒用他人之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谁能料到，当年的文弱书生，10余年后竟成为一代名将。他便是在抗日战场上功绩赫赫的郑洞国。

　　2013年3月15日，郑洞国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郑建邦在祖父身边生活了很长时间，祖父晚年的心路历程及回忆文章，都是由他整理撰写的。谈起祖父，郑建邦感慨良多，“祖父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20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觉得挺好。祖父晚年曾说‘我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在郑建邦看来，祖父每一次的人生选择，都离不开他骨子里的“忠厚”。谈起祖父的戎马生涯及后来投身新中国建设，郑建邦如数家珍：

　　冒名顶替考入黄埔

　　1903年，我的祖父郑洞国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南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湖南当地有个特点，虽然穷，但都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因此祖父从小就没有间断过学习。从石门中学毕业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祖父听闻同乡要去报考广州黄埔军校，也跃跃欲试。他投考黄埔军校的过程堪称传奇，可以算得上是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冒名顶替者。当年，为了考进黄埔军校，发生过很多新闻，比如有赖进去的胡宗南，因为个头小不符合报考条件，就在地上打滚，连哭带闹，最终廖仲恺发话收了他。祖父当年辗转很多城市，报名都已经截止，他非常沮丧，到了广州后，准备索性留在广州的营盘里当兵，下期再考。没想到他所住的旅店，老板也是湖南人，还住着很多来投考军校的同乡。祖父遇到从湖南临澧去投考的王尔琢、黄鳌、贺声洋，黄鳌告诉祖父，自己当初怕考不上，报了两次名，现在已经被录取了，还多出一个名额。“你要不要顶我的名字去考？”黄鳌给祖父出主意。祖父这时候也急了，顶着黄鳌的名字进了考场，最终通过了考试。入学后，真假黄鳌被分在一个队里，都是黄埔军校一期二队，教官一点名，两个人都说“到！”祖父压力特别大。半个多月后，祖父跟校方主动承认了错误。后来经校方商定，既然学生都是抱着为国家献身的目的，考试也通过了，就把祖父的名字改了过来。

　　祖父在黄埔军校期间，正值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军校十分活跃。祖父比较亲近的同学，有很多在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参谋长王尔琢，就跟我祖父是中学同学。因为祖父在校期间，一直跟共产党员走得很近，所以到现在一些党史材料还说，祖父当时是共产党员。我专门问过祖父，他说不是，但思想是很接近的。

　　祖父在黄埔接受的锻炼，影响了他的一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参加了东征、北伐。开始有五六年的时间，蒋介石并不信任祖父，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不肯重用他。直到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中原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次夜袭蒋介石，中央军措手不及，全线溃退，祖父当时是团长，冒死守住了这个阵地。在这之后，祖父立了功，很快升成旅长，从此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走顺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应当说祖父都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将领。但那时的战争非常残酷，黄埔一期共有500多名学员，两次东征加上北伐，两三百人就没有了。祖父曾说，其实他们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在黄埔军校出类拔萃的金佛庄、蒋先云、王尔琢、刘光辰等师生，都在严酷的战争中很快牺牲了。

　　祖父在黄埔系中被称为“长者”，并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心胸宽厚，用兵稳健大胆。国共合作分裂后，祖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他参加过内战，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但我后来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从1933年到1945年，长达10多年的时间中，只有一小段，比如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进攻中央苏区，他参加了。大多数时间，他都驰骋在抗日疆场，参加了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战役。1933年的长城抗战，祖父任中央军第17军2师4旅旅长，在古北口死守两个月。战役期间，祖父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杀未遂，形势岌岌可危。祖父立即率部连夜返回前线。当他赶到前线时，阵地上尸横遍野，当时晨曦微露，满山都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士兵，祖父手里只有1000多士兵，他急了，脱掉军装，带着一个特务排，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战士们也都豁出去了，就是这股拼劲儿，打退了日本人，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的时间。

　　1938年3月，祖父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着，升为第98军军长。之后，他随着部队南撤，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其他一系列战役，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还是昆仑关战役。1938年底，祖父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号称“钢军”的日本第5师团血战20余日，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5师第12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以下5000余人，一举攻克昆仑关天险。后升任新编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陷后，祖父指挥第8军在长江一线防务长达近两年，击退日军数次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和史迪威共事有些烦恼

　　1943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发来急电，将祖父从鄂西前线召回重庆，任命他为中国驻印度军新1军军长。当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跟史迪威闹翻了，被史迪威赶走，蒋介石开始物色人选，最终他们想到了为人忠厚、温文尔雅的郑洞国。 

　　当时的缅甸战场万众瞩目，中国军队在后来的作战中可谓摧枯拉朽，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但对于祖父来讲，作为一个军人，真可以用“烦恼”两字来形容。名义上是军长，其实说什么都不算，只能管部队的军风纪律；另一边，蒋介石又给他施压，还得把握这十万大军。史迪威很霸道，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底下的中国军官也一样，只要是史迪威看不上眼的，马上送上飞机，回国！

　　祖父的副官黄仁宇，就是后来写就《万历十五年》等着作的大历史学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曾两次飞回重庆，要求蒋介石换人。蒋介石大骂：“我派你去，就是让你受气，你不受气怎么行？！”然后又安慰他，你好好干，国家需要你，逼着他还得去。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军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好在随着共事日久，史迪威与祖父的关系逐渐融洽，祖父随着史迪威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18师团的战斗。在密支那战役的关键时刻，祖父受命到前线指挥，最终攻克了这座缅北重镇。1944年9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之后，中国驻印军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胜利会师。史迪威将军与祖父先后共事一年有余，他后来对祖父非常尊重和礼貌，经常主动与他商议军务，两人还常常一起到前线视察部队、指挥作战。1945年8月，祖父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在东北的日子最难熬

　　应当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地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吗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1948年东北内战开始后，那里的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7个月，这7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曾在撰写的文史资料中说：“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长春和平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后方休息，很优待他，住一个小楼，还把继祖母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这个时候，祖父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他看到他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道理。他开始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普列汉诺夫的着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迁居北京。这不止是简单的搬家，而表示他接受了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毛主席的诚恳感化了祖父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祖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这次到毛主席家吃饭，祖父有些战战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主席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坐下来以后，主席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主席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主席：“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主席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主席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历任政务院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祖父晚年利用各种方式，向在台湾和海外的昔日黄埔校友宣传党和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他多次寄语台湾当局，希望其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进程。1991年，祖父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我追寻祖父的足迹，前往他出生和成长的山村，从县城乘车，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路上我都在想，祖父是怎么从偏僻的山村走出来革命的？我们的爱国力量和民族大义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能深入到最偏僻的山村，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希望这种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激励中国人奋发拼搏，开创美好未来。

2013 年3 月15 日， 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接受记者专访。（记者 傅聪 摄）

  1958年，郑洞国与长孙郑建邦。

（感谢黄埔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