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之孙接受专访：祖父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1956 年5 月12 日，国家主席毛泽东任命许德珩（右二）为水产部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祖父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祖父的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变。为了民主与科学，他3次投笔从戎、3次被解聘、2次坐牢，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有一定危险的政治活动10多次，出版着作或译作11部。

　　今日再议祖父，并不想简单罗列一些奇闻趣事，而是希望能从祖父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中，让读者领悟到那一代人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节。

　　撕碎唯一被单写标语 

　　1890年，祖父出生在江西九江。少年时期，祖父从家中看到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人的进步书籍，受到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学。祖父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学堂，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做官，趋奉于兼任教职的政府官僚。直到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他要求大学生“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聘请了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

　　祖父刚刚入学的第一学期，他的父亲就突然病故了。失去生活来源，祖父的学业无法继续。幸好蔡元培校长帮助，给了祖父一份翻译工作，每个月有10块大洋的薪酬。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10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祖父却能每月省出其中的5块大洋寄给他母亲，自己只在校门外简陋的饭铺里用火烧、素面充饥。

　　祖父说，他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这个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中午，全市3000多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准他们进入。无奈，大家推举出我祖父等4名学生作为代表，才得以进入使馆区将《陈词》递交给美国使馆。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

　　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跳了进去。当他们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气愤的学生们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随之燃起熊熊大火，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拥而至。祖父招呼大家集中起来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不得。但当时秩序混乱，没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捕。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农民把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就是这样推去的。祖父认为他们肯定会被枪毙，大家相互鼓励“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后来，经蔡元培等北京7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和孙中山、林长民等社会名流的呼吁，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蔡先生率领全校师生欢迎被释放的北大学生回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祖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回忆起往事。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当年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还有两个月就能从北大毕业了，却去参与五四运动，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