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孙女：最大的压力是怕玷污奶奶

位于宜宾翠屏山的赵一曼雕像，摄于2013年

2013年6月25日，赵一曼孙女陈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魏洪敏 摄）

赵一曼和丈夫陈达邦（合成照）

1931 年，赵一曼和儿子“宁儿”在上海合影。

　　“宁儿：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成大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着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在被日军押赴刑场的途中，给儿子写下了这封遗书。其中饱含着一位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希望与不舍。

　　面对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任，这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让凶残的日本鬼子无计可施。他们不但没有从她口里得到半个字，最终还留下了一生的不安与忏悔。由于“赵一曼”并不是这位女英雄的真名，所以在她牺牲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她的儿子都还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母亲……一家人的命运，充满了坎坷与辛酸。

　　天性中有股拧劲儿

　　在四川省宜宾市风景秀丽的翠屏山上，坐落着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纪念馆。每逢清明节，一位母亲就会带着女儿来到赵一曼的雕像前，手捧鲜花进行祭奠。她便是赵一曼的孙女陈红。陈红的外貌酷似奶奶，就连与赵一曼生活过的抗联老前辈都这样说。因此，宜宾纪念馆的塑像，就是根据陈红的外形设计的。

　　赵一曼生前只给亲人留下了一张较为清晰的照片。每当拿起它，陈红总会感慨：“时过境迁啊！如今我的父亲走了，我的女儿转眼30多岁了。虽然没有见过奶奶赵一曼，但我知道自己的血液里流有她的血。我告诉女儿，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忘了这一点！不能给奶奶丢脸！”

　　陈红告诉记者，她曾在纪念馆里看到很多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时的笔录，“他们心服口服，说赵一曼确实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丽的奇女子。他们难以想象，怎么能有如此坚强的女性！”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是医生。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她有5个姐姐、1个哥哥和1个弟弟。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女儿，赵一曼最得宠爱。陈红说：“也许就是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奶奶天性中就有一种追求自由的"拧劲儿"。”

　　赵一曼13岁时，父亲去世，哥嫂对她多方管制。为了少惹是非，哥嫂将她收集的进步书刊付之一炬，并准备把她嫁出去了事。她激愤之下于1924年8月6日在《妇女周报》上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因此在参加革命后，她改名李一超。

　　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芝是她的革命“领路人”。在郑佑芝的教导下，赵一曼从小读私塾，反抗家乡的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还用菜刀剁烂了裹脚布和小尖鞋，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要用粪水泼她们。家人曾想用做女红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把她关在房间9个月让她学绣花，结果她9个月没绣出一朵，却读了很多革命书籍。

　　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挽髻。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我们梳不来头，挽不来髻，请你给梳、给挽吧！”以道学着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随后，赵一曼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

　　1923年，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党。经党组织推荐，她进入黄埔军校女生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毕业后，赵一曼辗转来到上海，被保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此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在去莫斯科的船上，赵一曼认识了与她同一批被派往苏联的校友、黄埔军校6期学员陈达邦。他们不久即结为革命伴侣。1927年，因为疾病和身孕，赵一曼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赵一曼能顺利生下孩子非常不易。当时，刚刚在宜昌开展革命工作的她，眼看就到了预产期，却被房东连夜赶出了门。按照当地习俗，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就会断自家的香火”。挺着大肚子的赵一曼无家可归，只能躺在路边的草垛子里过夜。后来，她幸而被一位好心的码头工人收留，才顺利产子。她给儿子取名“宁儿”，意思是希望天下的孩子和母亲都能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然而，“宁儿”出生不到1个月，那位帮助他们的码头工人就被警方关押了。为了救出恩人，赵一曼决定变卖自己的结婚戒指，她匆忙来到首饰店，却因此被特务盯梢，暴露了身份。赵一曼不得不连夜背着“宁儿”乘船逃往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党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反帝救国斗争力量，决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赵一曼主动请缨。为了天下所有母亲和孩子的幸福，她选择离开自己的骨肉。她与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商量，忍痛将“宁儿”送到武汉陈琮英的堂兄家里，托他抚养。

　　临行前，赵一曼将身边最珍贵的照片她与儿子唯一的合影，寄给了故乡的好友郑双璧。她请郑双璧在适当的时机将照片转交给二姐李坤杰。李坤杰当时是中共地下四川省委的秘密工作人员。赵一曼从苏联回国后，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在东北前线的5年，抗日斗争艰苦卓绝。1933年，为掩护身份，赵一曼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此时她左手手腕已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时被敌人发现，在奋起迎战时，赵一曼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

　　随着很多中日史料的解密，赵一曼从被捕到受刑致死的全过程，被演绎出多个版本，有些细节骇人听闻。2011年，一篇来历不明的文章《赵一曼受刑 记》，详细刻画了抗日英雄赵一曼受拷打的经过，但描写耸人听闻，着眼点让人瞠目。谈起此事，陈红非常气愤，她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舍家为国的民族英雄，会被自己的同胞这样“戏说”？！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曾审讯拷打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在1955年的笔供复印件，揭露了这一历史疑团：

　　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野泰治曾担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等职。他后来回忆：当时，由于日军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赵一曼腿部的伤口很大，流血过多，随时有生命危险。她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不断地往外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4块，甚至面临截肢的危险。为了让赵一曼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大野泰治拿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但赵一曼宁死不说。后来，日军将她关押到哈尔滨警备厅拘留所地下室。在那里，用木棒再次抽打她的伤口，赵一曼几次疼得昏死过去。

　　1935年12月13日，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住院期间，看守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被赵一曼所感动，决定帮她逃离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事先雇来的小车，几经辗转，到了阿城县境内的董宪勋叔叔家。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据敌伪档案记载，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宪兵对她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拷问，使用了多种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1936年8月2日，抗日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

　　丈夫、儿子含冤去世

　　赵一曼就这样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而她的丈夫却毫不知情。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190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在苏联留学后，被共产国际派往法国工作。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陈达邦任印刷厂厂长。1936年，陈达邦在参加排版工作时，《救国时报》曾大量登载过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但他哪里知道，他的妻子，就是这支铁血队伍中最杰出的女指挥员。

　　1942年，陈达邦回国后，辗转重庆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但却听说：“一超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就没了消息。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 1948年，正在南京上学的“宁儿”又从他的一位从北平来的堂姐口中得知，他的生母人称赵大姐，是做过许多工作的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前就在东北被日本人杀害了……

　　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此时，陈达邦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而就在这一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抗日女英雄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陈达邦和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然而还是丝毫没有察觉。

　　1953年5月，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一超姐姐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也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

　　此时，“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后为北工大一分校）。“宁儿”后来成家，为赵一曼生了两个可爱的孙女，大孙女陈红在宜宾由李坤杰的长女肖幼卿抚养成人，二孙女旅居国外。

　　陈红告诉记者，直到《赵一曼》一书的作者何家栋先生带上奶奶赵一曼怀抱父亲“宁儿”的照片在尚志县（原珠河县，今尚志市）为写作收集资料，见过她的人才认出照片上的女子就是李一超，她在当年党领导的珠河根据地，还有个绰号叫“瘦李”。

　　“1956年，父亲专程来到哈尔滨，抄写了奶奶留下的遗书，并用蓝墨水在自己的左臂上刺下了"赵一曼"3个字。父亲的这一举动深深震撼了我，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刚刚得知亲人的消息，本以为从此全家就能安宁平静地度日。不承想，一场政治风暴，再次席卷了这个家庭。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随着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陈达邦也未能幸免。

　　1966年，陈达邦被迫害致死。临死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82年去世，终年55岁。

　　陈红说：“父亲去世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在四川，得知父亲病危，等我坐火车赶过去，父亲已经走了……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是脑溢血去世的，后来姑姑才告诉我，她说父亲的房间里很多烟头，他抽了很多烟，好像有些东西也烧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求晚年平淡度日

　　陈红1958年出生，退休前是成都大件运输公司的一名员工。从童年开始，陈红就和姨妈一起生活在四川宜宾的乡镇。家中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这反而让陈红对生活的要求变得很简单。她在平凡的岗位上退休，享受着四川人安逸的小日子。

　　陈红为人非常低调，即便参加纪念活动，她也总是默默地来，默默地离开，很少主动介绍自己。她告诉记者，自己只有碰到实在不能解决的困难，才会请求帮助。“那是很多年前，我45岁时，单位裁员，我下了岗，当时女儿正要上大学，需要用钱。我实在无奈，向四川省委党史办和黄埔军校同学会说明情况，能不能等女儿毕业我再下岗。最终我顺利工作到了退休。”也就是因为这件事，陈红周围的同事才知道，原来她是赵一曼的孙女。

　　陈红说，这么多年，她心里最大的压力，就是怕做一点对不起奶奶的事情。“奶奶在我的心中太神圣了。我一点都不敢玷污她，所以工作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工资，我没有更高的境界，上一天班就要对得起我那点稀饭钱。至于各种活动，如果是宣传我奶奶，那这是我作为后人的义务和责任。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来，我会第一时间赶到。但别的，我就婉谢了。”

　　陈红喜欢旅游，最喜欢去藏区，“我几乎把那里走遍了。”她说，这些年来，还曾有日本机构邀请她赴日访问。“这怎么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去的！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我今生都痛恨日本侵略军！”

　　陈红喜欢养花、养狗，“虽然身为四川人不会打麻将，但我喜欢织毛衣。现在女儿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要给孙子准备小衣服。”陈红说，这就是她特别享受的日子，“周末再能约几个朋友去田园里走走，多安逸，多踏实！”

　　现在，有些机构和团体找到陈红，希望能与她一起合作，用赵一曼的名字做点产业，开个酒楼。“我不会用奶奶的资源，感觉这是一种玷污。很多人说你的资源多好啊，你就是不会运作。我说"别想，压根儿就不要有那种想法，因为我们家，从我爷爷到爸爸，就没有想要借着奶奶的名义谋利益"。爸爸生前跟我说，以后奶奶在我们心里就行了，要靠自己！结婚成家也不要找什么显赫家庭，就找一般的工人阶级，踏踏实实过日子。我爸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一直都按他的想法去做。我永远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畅、王肖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