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下简称记):都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您当初为什么要考军校?
姚得垚(下简称姚):国恨家仇让我不能忘却,要保家卫国,考军校是最好的出路。
1938年我9岁,正读小学四年级,由于日本不断蚕食我领土,我和母亲来到大别山区金寨县流波疃避难,我辍学在家。一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炸死了母亲……
上中学时,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同学分两路往学校外面疯跑。我这一路很是幸运,逃了出来。可另一路同学没有逃出来,被他们抓住了。日本鬼子最恨我们学生和当兵的,心狠手辣的日本鬼子不想浪费子弹,就用钢针粗的铁丝穿过手心把我们同学挨个串起来,然后用刺刀逐个捅死,最后把我们的学校一把火烧了。
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让我难以忘却。1945年,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我到南京去考大学,在南京街头又看见美国兵开着卡车横冲直撞,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报考军校保家卫国的决心。1947年,当我满十八岁时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黄埔军校。
记:在您写过的一些关于黄埔军校生活的文章里,我们从中读到更多的是快乐。除了快乐,军校生活还给了您什么感受?
姚:黄埔军校生活对我来说确实是很难忘。快乐只是军校生活的一小部分,不怕你们笑话,其实真正的军校生活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饿”,然后是“严”,最后才是“乐”。
先说“饿”,我们都是十几二十的小伙子呀,本来吃得就多,菜里没有什么油水不说,我们每天操练、演练,体力消耗很大,但伙食跟不上,总觉得吃不饱。就拿早饭来说,我们每个人只能喝两碗粥,碗是铜碗,不大,菜只有黄豆,规定每个人夹菜时只能竖着夹,因此,每次你只能夹一个豆子。我们从来也没有哪个同学斜着用筷子夹豆子的,都非常自觉。那时总盼望着能轮上当“监厨”,每天有两个学生轮流担任监厨。担任监厨的那一天,两个人可以吃一小桶米饭,相当于普通学生六个人的粮食,那个美呀!吃的一粒米都剩不下,只可惜要很长时间才能轮得上一次。
其次是“严”,当时报考军校的基本条件是要高中以上的学历外加操行评定为优良,然后是体检,其中一项就是让考生脱光了裸跑,军医官考察你的运动机能等。第三关是面试,考察你的长相、体态以及表达能力等,最后才是复试,也就是笔试,笔试科目里还包括用英语写作文。进入军校后就更不用说了,就拿骑兵操练来说吧。一开始就让学生在没有马鞍的马上练骑术,双手背在后面,只能夹紧双腿保持平衡,老师拿着鞭子不停地抽打马身,要是摔下来,再爬上去重新练。再比如,我们操练一天,晚上集合时,黑暗中,区队附还会出其不意地用手猛地碰你的手,以抽查你立正时是不是把手贴紧裤缝,如果不合格,就要被罚,或是绕着操场跑十圈或是做俯卧撑。
要说“乐”,其实是我的一种情感体验,因为军人也有浪漫情怀。记得上次我写的看电影那篇文章,电影的内容,我至今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去看电影路上的景色我却记忆犹新。四川郊野的初春,傍晚近处的绿色豆苗和肥田草、远处那如云似雾的暮霭,以及掩映在竹林里的小桥、流水、人家;夜晚那静谧的夜空,清新的夜风伴着泥土气息……“天府之国”的美丽画卷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
记:听说军校里的毕业考试也很特别,也称“荣誉考试”,您给我们谈谈。
姚:在分科教育还有一半的课程时,校方传出为了战局的需求,我们可能提早毕业。最明确的是学术课的进度加快,术科在进行中不断加上个人测试。10月5日开始集中考试。由于这次考试也是践行“反欺伪运动”重要部分,亦称“荣誉考试”。
大操场上整齐地摆放着桌椅,间隔距离约1米,桌上放着试卷。同学们对号入座。近千人的考场,不见监考官,不闻人声,肃静得令人感觉这次考试是神圣的,不可亵渎。
我认真地答完了每一张试卷,春种秋收。在队职官和各门专业教官的教导下,我们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也得到许多收获。西南边的城墙就在大操场的边上,平时早操练口令,值星官一声令下,我们就冲上城墙,对着空旷的郊野,大声喊口令。我想若在城墙上暗设监考官,用望远镜监视考场,那是一览无遗。学校有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而考场上参加考试的同学无一人犯规,我是知道的。
君子独处,亦如广庭之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反欺伪”的“荣誉考试”,不仅考核了我们的学业,更是检验我们的品格。校训“亲爱精诚”是说关系亲近、感情真实,纯洁无私、信守无伪。因此,这次考试也反映同学们遵守校训,自觉地铸造自己成为合格的军校学生。
记:考试完了就意味着要毕业了,毕业有什么趣事吗?
姚:“提前毕业”由小道消息变成事实,队长派我去联系照相馆,为本队同学照毕业像;象征副值星官身份的天蓝色绶带,轮流佩在同学身上;区队长甚至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作客。
1949年2月12日,二十二期一总队举行毕业典礼。此前,各队都进行准备,主要是着装军容上。我们一个个着装十分整齐,穿上最好的一套制服,带上帽徽、领章,马靴擦得锃亮。西较场炮、骑、工、通各大队学生徒步去北较场参加毕业典礼。出发前区队长悄悄告诉我:“你是第三名,叫到名字,出列受奖。”队伍行进在蓉城大街上,威武的军容,一队又一队,接连不断。队伍在离北较场大校门30米换成正步。“刷、刷、刷、刷”,军容整肃,军威雄壮,我们要把军校学生的气质、队列训练的成果全都展现出来。
各大队集合在中正堂前台阶下,既没有阅兵式,也没有分列式,会场肃静。毕业典礼开始,唱歌,行礼如仪。接着宣读各队获奖学生名单。我心里有底——“第三”。当宣布工兵大队第一名,我的下首李振宏应声答到出列;“第二名,姚德垚”,没有人应,区队附推了我一把,我便稀里糊涂上台领奖。说来也巧,第三名是我的上首陈祥发。一个中队、一个区队、一个班,紧挨着的三名同学竟然是工科前三名。这在军校历史上实为少见。
毕业典礼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麟征校长讲话。他讲到激动处,解开上衣,露出布满伤痕的胸膛,那是1931年他26岁任二十五师师长,在古北口率部抗击日寇侵略留下的创伤。
举行毕业典礼回到西较场后,开始分发。盼望已久的同学录印好了却很少有人领,因为每本重二三公斤,背着上路,增加负担。队上通知我原分发地南京已去不成了,改派去驻川北达县十五兵团一一○军。去吧,离开学校就应该到部队去。报到后得知军长向敏思是四期学长,抗日名将。他对分配来一一○军的二十二期六名同学很爱护,把我们安置在司令部或军直属单位任职,留下了我们,也留下了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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