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旗下的缅怀

—— 记父亲张震球两件往事

1952年10月，张震球夫妇在扬州

941年2月，新四军三师9旅旅长张爱萍、副旅长孙象涵、政治部主任张震球（前）于泗阳

　　我的父亲张震球（1907-1974)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百色起义和万里长征。他从玉林、广州、百色、瑞金、延安、淮海、渤海、上海到北京，闯关夺隘，一路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五十年如一日，奉公为民，鞠躬尽粹，立下不朽功绩。

　　为科学家高士其做媒

　　高士其是一位着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年轻时因在科学试验中遭受细菌感染而致残。此后，他一直从事科普知识的写作，由于残疾，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重重困难。

　　五十年代末，父亲在主持中国科协书记处工作期间，还担任京区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解决机关同志们的生活困难也是他的职责。高士其主要靠口述并由秘书记录来进行创作。时常要用严重变形的手指夹着笔哆哆嗦嗦地写字。吃饭要人喂，上厕所、洗澡要人帮，行动要人用轮椅推，他的生活主要靠秘书和司机照料，但秘书和司机都有家室，总有回家的时候，而高士其一刻也离不开人。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去看望高士其，与他聊天，因为高士其说话很困难，很少有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全靠秘书给他翻译。父亲与高士其交往时间长了，居然还能听懂他的话，而且谈得很投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首先，父亲要为他解决居住和出行的问题。他以中国科协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申请一笔专款，为高士其在机关院内建造一栋适合他居住和工作的二层小楼，调换一辆大一点的可以放下轮椅的小轿车。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给予专款造房，还从外事礼宾部门调拨来了一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投产的崭新、宽敞的红旗牌轿车，使高士其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记得当年只有级别很高的领导人才能配备这种用手工敲打外壳制作的第一批国产“高级”轿车，这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不久，父亲又开始琢磨给高士其介绍一位合适的对象，使他有一个温馨的家，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父亲考虑再三认为，大家要帮助选择的这个对象，应当符合许多必要的条件。这个人最好是一位护士，他要懂得些医疗护理知识，她必须有爱心和奉献精神，愿意嫁给一位残疾人并细心侍候他一辈子，必须性格温和，勤劳，有耐心，还得比较年青，身体健康，有体力帮助高士其解决各种不便，还要有文化，能帮助高士其作笔录，整理、保管文稿。

　　要符合这么多条件，这个对象也实在太难找了。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在京城里找到了基本符合“条件”的人选。她是一位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护士，但没被高士其相中。后来，不知怎的，父亲的老领导董必武同志得知此事，也积极帮助张罗。让其秘书田海燕帮助联系，找到一位来自安徽、在芜湖机械厂工作的仓库保管员，名叫金爱娣。董老的夫人何连芝，见人善良贤惠，品貌端庄，而且在声乐艺术上亦有相当厚实的功底，即向科协同志推荐。

　　很快，父亲亲自出面，约见金爱娣同志，向她介绍高士其为科学作出的突出贡献，赞扬高士其与病魔作斗争、身残志不残、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科普写作的高贵品质；向她表示，自己愿意为他们作媒，成全他们的姻缘；还表明，如果将来她能照料好这位科学家的生活，也就间接地对中国科普事业做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这使金爱娣深受感动，她很钦佩高士其的才华和坚强的毅力，也很感谢“科协书记”为他们牵线搭桥。父亲很高兴，决定亲自做高士其与金爱娣喜结良缘的证婚人，并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许多领导人、着名科学家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董必武、聂荣臻、郭沫若等以不同方式向他们表示祝贺。

　　婚后，高士其夫妇感情十分融洽。从此，高士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高士其更加专心写作，为中国科学普及事业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文革”中，中苏边境冲突升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疏散一大批老干部到庐山上去。其中中国科协最先被点名疏散的，只有高士其和张震球两个人。而他俩紧急商量，以高士其病重为借口打了报告，并获准留京，也使我父亲（中共老资格党员，患有严重高血压病）避免了一次折腾与劫难。我父亲病重期间，高士其多次坐轮椅前去医院看望。得知我父亲去世的噩耗，高士其非常悲痛，他带病参加了追悼会，为我父亲送行。

　　百姓呵护的老红军

　　父亲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京区机关党委书记，总共16个年头，实际工作9年（其中前7年主持书记处工作），遇到“文化大革命”，“靠边站”了7年。在科协上班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与社会各界各部门的科学家、专家广泛接触，与同志们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位联系群众、关心干部的好领导，一位亲民的好书记。

　　“文革”初期，上海“一月风暴”袭来，北京“二月逆流”受阻，老干部地位岌岌可危。不少科学家都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形势咄咄逼人。科协机关及所属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们，学着北京大专院校里红卫兵的做法，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父亲见状十分反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与许多老同志一样，及时地向中央有关领导作了反映，认为科学家绝大多数都应该保护起来，他们不该被视为“文革”的批斗对象，不能揪住一些污点和失误不放，更不能随便抓人关人。国务院、国家科委发出通知，一定程度上及时制止了某些过火行为。一时间避免了李四光、周培源、高士其等科学界一批科学家和国家级科技人才遭遇不测。这么一来，他自己反而遭到造反派们的嫉恨。

　　那时，父亲对我们说，“我是时刻准备挨批斗、挨揪斗的，我表态支持保护了许多国家级的大宝贝（指科学家），值得！”“战争年代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引火烧身’挨批挨斗？！”

　　父亲的一位老司机，叫“老黑”（实名黑茂春），回族，四十岁出头，山东口音，高高的个子，朴实里透着活泛。给父亲开车，服务十年了，与我们很熟。一次“老黑”叔叔给我们讲了他同大伙一起呵护老红军、老革命“张书记”的事。

　　一天，中国科协在北京各下属单位的“文革”造反派，在科协机关召开大会，说要贯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精神，号召各地区各部门“革命群众”揭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要求大家揭发科协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封资修”言论和错误。

　　主席台上坐着二三位领导同志，“张书记”在中间就位，听候“揭批”。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震耳欲聋，过了会儿，主持会场的同志请来几个人，照着预先准备好的批判稿，又是一阵不点名的“狂轰滥炸”。但是，这些“炮轰”之后，当主持者要求与会者“自由发言”的时候，会场却一下平静下来，人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了好大一阵子，还是没有一个人上台发言。主持人急了，张口就点“张书记”的名，“大伙要说的话很多，是不是集中一点，先从张书记开始”。

　　“我们在台下都很紧张，不知他们出什么‘幺蛾子’（北京土话，意‘鬼主意’）”，“老黑”这样描述着。他看见父亲非常镇定自若应允着“好哇，欢迎！”结果，会场仍然鸦雀无声。“张书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接着一支烟接着一支地抽着，准备应对“小将”们的挑战。又过了十几分钟，“老黑”心想“张书记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多处负过弹伤，怎么能这样对待老红军老革命呢？”“老黑”坐不住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赶紧去医务室找来几个医生护士。他们穿着白大褂，像模像样地走上台前，为“张书记”例行保健，量起血压来。

　　会场一片混乱和不安。“张书记”连连作出“姿态”，说“不用了”，“没事，不用了”，“不要影响大家发言”。结果，那位负责量血压的护士大声喊叫，“不好了，都‘240’（汞柱）了！”“老黑！快点备车，必须马上送医院治疗！”主持会议的那几个人还没有醒过神来。大家簇拥着，你搀我扶的，就把“张书记”护到“老黑”的小轿车里。

　　“老黑”叔叔并没有把父亲送到定点医院——北京医院，而是送回了“书记”自己的家。他对我们家里人说，“血压哪里有‘240’那么高，护士在我耳边说的是‘180’，属于‘张书记’的平常血压高度，在家吃些药休息休息就行，不用送医院。”就这样，在群众的帮助下，父亲避开了一次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