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与黄埔军校

　　严重是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着名将领，先后任教练部、教授部主任,学员总队长。他为人正直、坚忍不拔、爱兵如子之风范，赢得了黄埔军校早期师生的崇敬与爱戴，被称誉为“黄埔良师”，是那个时期的“军人典范”。作为黄埔教官，严重不仅善于教学，还以为人清廉，办事公道的优良品格“为人师表”，受到黄埔师生的广泛赞誉与长久怀念。值此黄埔军校创建92周年之际，特撰文缅怀“黄埔师表”严重先生。

　　粤军崛起，黄埔严师

　　严重（1892—1944）别号立三，湖北麻城人。父曾在安徽任县知事，为官清廉，在当地政声颇着。严立三很小就随父在武昌读书。父英年早逝后，家无余财，孤儿寡母，生活十分清苦。他少时不苟言笑，学习勤奋刻苦，富有理想，成绩优异。时值列强侵凌日亟，外患严重，清廷腐朽无能，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16岁即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堂，先后于安徽陆小第4期、安徽陆军预备学校补习所、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工兵科毕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赴武昌忠义军第2营前队任司书生，曾上书忠义军统领王国栋，论攻守之势。又上书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论述军事战略。1913年3月，与杨佩秋在安庆结婚。1914年3月，任杭州水上警察传习所缮写员，其后入北京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1918年9月，保定军校毕业，分发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任学员，后任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第2师见习、第1工兵营排长。1919年6月起，先后入西北边防军交通教练所军官速成班、北京政府陆军部无线电传习所受训。1921年春起，任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交通队排长、副官，后由邓演达引荐，赴广东投效粤军。1921年12月起，任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1团工兵营（营长邓演达）连长、副营长，粤军第1师司令部驻广州留守处主任，受到师长邓铿赏识重用。1923年12月，任建国粤军第1军（军长许崇智）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3团（团长邓演达）团附，兼任第2营营长，率部参加粤军北伐赣粤边区和讨伐陈炯明部粤军战事。1924年3月起，任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时任第1期教授部战术教官。1924年8月，任第1学员总队代理总队长、总队长，他对步兵操典有其独到之处，时常在军校大操场集合全总队1200人操练时，向学员讲授《步兵操典》，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某行某页什么内容，讲述生动，容易理解，甚受同学们敬仰。率领第1期第3、第4队学生参加对广州商团军事行动。1924年 11月，代理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1月，赴南京处理家事。1925年6月，返回广州，续任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术科主任、学生总队总队长，兼任中国国民党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他在军校倡导：“视学生似家人，视教育如生命。”他对学生“管理如严父，爱护如慈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所以同学们说：“做错了事，被总队长批评，心里也感到舒服。”他对学生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经常深夜到各队寝室巡视，发现同学熟睡，军毯没有盖好的，便轻轻地给他盖上。对患病同学常询问病情、医疗、饮食，有时亲去平岗医院慰问，如同对待亲人一样。他还周济家庭困难的同学，如安徽英山萧某，家在农村，遭受旱灾，父母年老多病，家中数口，告贷无门，来信诉苦，萧收信后，边看边流泪，被严重发现，询问情况，给与同情与安慰，晓以革命大义。当天即写信给在上海的傅慧初先生汇款20元，托傅转给萧家度荒。两个月后，萧接家信说是接到傅寄来的钱，以为是傅解囊相助，特写信给傅表示感谢，傅回信说明原委，才知道寄钱的是严重。1926年2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严重任训练部代理主任、主任。1926年5月，任军校教授部主任。严重任用干部注意德才兼备，提倡用人公开，凡认真教学而有才干的教职员，他都向军校推荐提拔，如筑城教官侯连瀛（保定军校第5期工兵科毕业）兼讲射击教范，教学要求严格，他授课时谁也不敢打瞌睡，他常说，我若讲得不对，你们可以请求学校撤换我，但是你们不好好听讲，我听之任之，那就对不起革命。同学们对侯连瀛很敬佩，由严重推荐，在第4期开学时，升为中校射击主任教官，后来在武汉分校当过第6期总队长，张治中离开后接任教育长。少校战术教官萧钟钰（保定军校第3期步兵科毕业），也是讲课认真负责，一次严重率领学生到深井西南丘陵地带，演习营对抗，严重指派萧钟钰任评判官。演习结束后，萧钟钰根据战术原则和演习实施经过情况，讲得有条有理，同学们都佩服，受到严重的嘉许。到第4期，萧钟钰升为军官第1团第2营中校营长，后在武汉分校也担任过总队长。

　　北伐名将，披荆斩棘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严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招募的大批新兵，组编成两个师，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1、第2补充师。他在新师编成后，被提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补充师师长，率部踏上北伐战场，经历战火考验。因为中下级干部都是黄埔军校第1至4期学生，在各级指挥岗位发挥了作用，部队在短时期内磨砺成型，是他的功劳所在。1926年12月，第1补充师整编为第1军第21师，严重仍任师长，并自兼党代表。他首次提出：“用人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率部参加北伐历次战斗战役。所率第21师纪律严明，严禁赌博，不拉夫（临时雇用挑夫和向导每月给现洋一元供给伙食，当时一元可买到20斤大米），不扰民（喝杯开水给铜元一枚），从广东出师北伐，经江西、浙江入江苏，一直打到苏州、常熟，沿途秋毫无犯，受到人民欢迎。1927年初入浙江作战时，任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第3纵队（指挥官白崇禧兼）第21师师长，指挥桐庐战役。当时军阀孙传芳调集重兵扼守江浙两省，无论在兵力上、装备上、地理位置上都处于优势。北伐军装备虽差，但部队素质好，斗志昂扬，加上军民合作，所以能以少胜多，势如破竹。龙游一战首挫敌锋，桐庐之役，他亲率第21师由浪石埠渡过分水江，直捣敌后，占领新登，歼灭孙传芳部号称劲旅的孟昭月军（浙江总司令）万余人，奠定了北伐东路军收复杭嘉湖进军沪宁线的基础。

　　由于严重在作战指挥上智勇过人，当时以“小诸葛”自居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经过龙游、桐庐战役亦对严重极为钦佩，向蒋介石报捷，称赞第21师无论是战绩和军风纪都是北伐军中的模范。因严重在本师实施用人公开、经济公开原则，严于治军，倡导官兵敢于牺牲，故21师被蒋介石称赞为“北伐军中模范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通报嫡系各师，称许第21师的管理制度，是全军的榜样，要求各师学习仿效。一时间，各军师向严重索要经理法规纷至沓来。他说，我们哪有什么经理法规，不过是我们各级干部不贪财，公款公用，经济公开，该节约的节约下来。他将师长个人应得的特别办公费，拨交政治部作宣传费用。到严重在南京离开部队时，尚节余公积金、湘鄂赣金库卷17万元，现金3万元，均全数移交后任。

　　1927年 4月，第21师进占杭州后，中国国民党内部高层与军方正酝酿“宁汉分裂”，邓演达致电严重，要其表态选边，缘于过往情谊并未拒绝。此事被蒋介石侦知，并当面询问严重，严重只能据实禀报，蒋介石原来对严重极信任，此时便有了心结。此时，严重忧虑第21师可能因他而被编遣、解散或缩编，于是托病请假辞师长职，保荐陈诚接任代师长职。次日，即搬到南京韮菜园保定军校同学房某家中居住，后来又吩咐袁守谦（黄埔1期生，时任该师政治部主任秘书）到花牌楼杨公井附近的裁缝店为他做好便衣，即去杭州住进法相寺。一时间，“北伐名将”卸甲僧衣进寺庙，成为轰动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此招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做法，的确精妙非常。他的这种处世态度来源于早年的学习修养。他喜爱读老庄，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以柔克刚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较大。寄宿法相寺期间，他在寺内搭伙食，每月食宿费5元，当时寺内最好的食宿标准费用是12元，他为节省宁愿求次。1927年7月间，第21师一些中下级军官曾到寺中看望前师长，见其日子过得清苦都心中不忍，临走时给他留下菜金，他坚辞不收。在此期间，他还主持筹办“国民革命军第21师北伐战争阵亡将士烈士墓园”事宜。

　　数度从政，十年隐居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在各方努力下，他被推荐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当时尚未成立军政部），他保荐陈诚任副厅长。上任不久，因奔父丧携眷返武昌而辞职，推荐陈诚为代厅长，遂在武昌乡下，过着隐居赋闲生活。1927年12月，新桂系集团掌握了湖北省军政事务，张知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标榜“鄂人治鄂”，邀请湖北省社会名流分掌省政府各部门，他被请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1927年12月19日上任），还发表为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1928年2月8日，兼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他在此任上，进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想之实验，上任后即开办训政人员训练班，采取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招录学员，以此选贤任能，学员结业后，绝大部分分配到县以下区政府，负责建立区级政府并任区长，当中也有少数人被选拔为县长。然而施政历时不过半年，军政长官之间就产生矛盾，严重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方案，关于实行二五减租政策的方案，都遇到阻力无法推进。他对桂系集团在湖北的代理人胡宗铎、陶钧等专横跋扈的态度十分不满。1928年11月30日，愤而称病辞职，并宣称从此入山，不问政治。

　　他先入杭州天竺寺为僧，后选择定居庐山，住在含鄱岭南麓庐山太乙村草庐（劬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该处房子此前邓演达曾住过，该村位于大山深处，当时住户仅有10户，他住后山坡背面，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水入厨房，坚持自食其力，生活极为清贫。除劳动外，空闲时间就是读书。严重品行高尚，仰慕他的人很多，由其朋友或学生间而接济，勉强清淡度日。他每与友人学生谈及治军理政，常引用李商隐的《吟史》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以此来嘉勉治军从政者。当时，很多人对其退隐感到很不理解，称他为“怪人”。甚至有人嘲讽：“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南北交通要道的襄阳隆中隐居；严立三视官爵如敝屣，却住在冠盖云集的庐山。”来说明他的隐居是沽名钓誉。对于这些，他总是一笑置之，不加评论。其间，蒋介石知道严重与邓演达情谊深厚，因不放心曾两度到其住处看望，以此恩威并施。

　　邓演达从欧洲回国后，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激进行动。邓演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宣称：“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今天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事业。”鉴于严重与邓演达早年的深交情谊，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此时的邓演达为扩大政治、军事阵容，很自然地想到了严重，力求得到他的支持与理解。此时的严重拗不过邓演达的要求，终于来到了上海。两人寒暄几句，即进入了反蒋（介石）话题，严重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对邓演达说，第一，论实力，你用什么同他抗争？何况他还依靠外援，你也势难与他争锋；第二，论财力，蒋已联络好金融界，又勾结外资可以从中抽捐收税，发行公债，这些你都是做不到的；第三，论势力，蒋介石趁势统一了中国军政，凡是反蒋的地方实力派都逐个倒台，不足以动摇蒋政权根本，他还可以左右舆论，大势不归你，你现在藏身租界要与蒋争天下，从何说起？第四，论道理，你的政治主张虽有道理，蒋就算输了理，但输了理而依据实力得胜者自古有之，政治军事斗争是讲实力的；第五，论人缘，你生相一对“猪眼”，得遭杀身之祸！邓演达听到这里，不能再忍耐了，腾的站起身来驳斥：“真是鬼话连篇，你严立三简直成了江湖算命先生了！这是你隐居庐山的结果吗？”两人经过几次这样的激烈辩论后，严重终于同意邓演达的意见，加入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遂将原定“中央设计委员会”改为“军事委员会”，以邓演达、黄琪翔、严重、季方、邓宝珊为委员，邓演达亲任秘书（即书记），负责军事工作的组织与领导，正式开始与蒋政权进行军事战线之武装斗争。邓演达创立与南京黄埔同学会相对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竟然发展了成员达5000余人，与拥蒋派黄埔学生形成“两大分化”局面，曾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深为蒋介石所忌恨。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从缴获的第三党文件中，得知邓曾经发起的潜在的庞大反对势力，深为震憾与惊恐。由于涉及面过大，此时戴季陶向蒋进言：“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为严，对学生则应从宽。”还说：“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经过权衡利弊后，蒋介石最终采取“杀一儆百”的旧招式，对于其他谋反参与者未加追究而不了了之。

　　1936年7月9日，国民政府表彰了在北伐战争时期履历师长以上卓有战功与贡献者，严重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他时常忧虑国家与民族前途，但报国无门，心境惆怅。1936年夏，严重只身北上去陕西谒黄帝陵。他一如平民，肩挑简单行李，沿途考察山川地理，访问民间疾苦。这次谒陵，他一直是徒步往返，历时3个多月。在黄帝陵前，他洒下了悲愤的眼泪。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再邀他出任公职。他认为保家卫国、共赴国难是军人天职，不能等着做亡国奴，由于抗日报国心切，再度应邀出山。1937年秋，他曾密访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有过交往，探讨抗日时局。

　　抗战报国，重出江湖

　　1937年12月20日，严重被国民政府发表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8年1月，兼任湖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不久，陈诚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仍任原职。1938年7月，陈诚委其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武汉沦陷后，严重率省政府机关迁移湖北恩施，令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组成湖北联合中学，自任校长。193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令免兼湖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职。1939年2月4日，严重正式代行湖北省政府主席，代理建设厅厅长。

　　他为人有侠骨，不循私情，敢于碰硬。在代理湖北省主席期间，力主禁鸦片烟，特别禁止公务人员吸食鸦片。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吸食鸦片，经他批准处以死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接着，他又以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名义颁令，凡吸、售、种、运、藏鸦片烟者，一律处以死刑。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是他亲自选用的人。朱敲诈一商行法币2000元，严重派人查证属实后，命令第四区专员金巨堂，将朱鼎钧逮捕解省。金与朱是老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朱而不执行严重的命令。严重亲自派保警队去沙市，将朱鼎钧押解到宜昌交付审判。金巨堂又请保定军校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他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将朱鼎钧法办。严重经常到各地视察，以了解民情吏治，他事先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他总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就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

　　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颁令：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严重免去民政厅厅长兼职。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颁令：任命严重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1940年1月15日，国民政府颁令：国民大会湖北省代表选举总监督严立三免职。1940年2月17日，国民政府颁令：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严立三免去建设厅厅长兼职。1940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令：兼代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严立三毋庸兼代。1941年8月30日，国民政府颁令：湖北省政府委员严立三呈请辞职免本职，准予免兼各职。

　　1940年8月31日，严重因病迁居湖北宣恩县休养，在宣恩县创办了“晒坪垦殖处”，自己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他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除任教外还从事学术着作。他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研究，见解独特，早年有些学术论着都未曾公开发表。当年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重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他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少数学者，知道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严重当时着手撰写《礼记大学篇考释》，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之见解。该书脱稿之后，自行出资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他的着作还有《大学释义》《大学辨宗》《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等。严重还曾兼任宣鹤初级中学语文教师。1942年5月，他受聘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4月，受聘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评议员、中央监察会监察。1944年4月30日，严重因病在湖北恩施沙湾省立医院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