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爱国心 深深黄埔情——记黄埔老人鲁鋆

　　

黄埔老人鲁鋆

　　在湖北省孝感市城区，有一位老人每天上午拄着拐杖提着挎包，从园林路步行近一个小时，在9时左右准点来到孝南区政府大院办公大楼二楼的政协办公室，取走当天来的报刊杂志，同办公室工作人员分享他近期发表的作品，畅谈他正在写作的佳篇，8到10分钟后离开。10多年来几乎风雨无阻。

　　他，就是黄埔军校第10期军官班学员，原国民党中校军官，现已98岁高龄的鲁鋆老人。尽管老人年事已高，但仍思维敏捷、谈吐清晰、声音洪亮，除了手有些发抖，眼睛有轻微白内障外，身体仍很硬朗。笔者在孝南区政协办公室工作，天天面对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十分敬佩他那惊人的记忆力、清晰的思维、文雅的谈吐，常常被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他的一颗拳拳赤子之心所深深感动。

　　鲁鋆，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城关镇人，1919年6月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2年学业期满后，1936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报名考入当时民国政府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兵部队——南京陆军炮兵学校所属的机械化重炮兵团通信连无线电班学习，年底毕业后编入国民党重炮兵团任报务员，开始了从军生涯。1938年8月，考入荆宜师管区军官队学习半年，1939年1月，任师管区第3团8连少尉连副。1939年12月任中尉连副。同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军官训练班第10期。1941年2月毕业，被分配到湖北巴东国民革命军第9师（其前身为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17团第2营任中尉排长。1942年3月，调往河南洛阳第一战区直属暂编第4师第3团8连任上尉连指导员兼副连长。1943年12月，升任团政副至少校干事。1947年2月，任空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第1处中校参谋主管军官人事。因对时局不满，1947年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之际，鲁鋆于5月底以请长假为名回到家乡孝感定居，从此离开军界。

　　投笔从戎 浴血抗战上海滩

　　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又在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企图占领机场，激起了我驻守机场的陆军第88师官兵英勇抗击，这就拉开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也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1937年8月14日，19岁的鲁鋆和重炮兵团3个营及团直属通信连、卫生队等总计2000人，在团长彭孟缉（黄埔5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台军参谋总长）率领下奉命开赴上海近郊的杨行、刘行、罗店等地。当时，我国抗战之兵力部署为第一线为步兵，第二线是步兵重武器（如迫击炮）等，第三线是炮兵部队（如野战炮等），而第四线则是重炮兵部队。因为重炮射程远、攻坚和杀伤力强，所以战斗打响后，重炮兵团在上级的统一指挥下，紧密配合前线部队作战，对日本侵略者进行猛烈的毁灭性的轰击，日军伤亡惨重。他们派遣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对我重炮兵阵地侦查轰炸，日夜不停。当时上海近郊建有钢筋水泥永久性的国防工事，重炮兵团在团长彭孟缉的精心指挥和前线兄弟部队的掩护下，每次炮击后即撤离现场掩蔽，一到深夜，又利用夜幕的掩护进入阵地发射炮弹。重炮兵团是全部机械化，转移迅速，鲁鋆和重炮兵团参战3个多月，没有一人伤亡，这在当时确实是一大奇迹。

　　1937年10月上旬，日军增兵上海、黄浦江中日军兵舰云集。他们把在国内刚刚造好的、舰名还未定的兵舰调来上海。这些兵舰向我陆上部队肆意开炮射击，我军广大官兵浴血抗战，誓死保卫国土。激战中，重炮兵团第2营第6连连长彭启超（湖北黄陂人，黄埔7期炮科毕业）奉团部指令向黄浦江中停泊的日舰开炮。在他的指挥下，三发破甲榴弹相继击中了日舰主机及驾驶台的烟囱，日舰即刻沉于江中，日军死伤百余人。6连其他几门大炮亦大展神威，炸毁了很多日军陆上工事。当此消息由彭启超连长电告彭孟缉团长时，全团官兵无不欢欣鼓舞，称赞彭启超大长了中国军人的志气，大显了重炮兵团的神威。由于击沉日军兵舰战果辉煌，战区司令长官部传令嘉奖6连连长彭启超，记大功一次。另外，还奖给6连全体官兵法币2000元（当时法币未贬值，一元法币相当银元一元，可购黄金20两），长官部主办的《阵中日报》亦作了报导。

　　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增兵上海，尤其以海、空军的强大优势，连续不断地轰炸我军阵地，致使在上海抗战3个多月的时间中，我方共死伤官兵20余万。由于战争形势恶劣，最高军事当局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在11月中旬下令，前线部队按先后缓急秩序撤离上海。重炮兵团除第1营已先期调往江阴要塞，加强江防实力外，其他撤离的各营连部队，分别由上海近郊真如、南翔、嘉定、太仓等地撤离至江苏集中。11月15日全部到达，在苏州停留了两天。此时，日军不断出动战斗机、轰炸机对古城苏州进行轰炸扫射，还投掷烈性燃烧弹烧毁许多民房。18日凌晨，重炮兵团在彭孟缉团长的率领下，冒着大火离开苏州，取道无锡、镇江，当日下午抵达南京近郊句容县新塘重炮兵团营房。休息4天后，奉命转移到湖北武昌。全团（防守江阴要塞之第1营已如期返团）所有重炮及各种军械，经南京渡长江，由浦口经徐州、郑州、汉口至武昌，其余官兵则在南京搭乘轮船至汉口。12月1日，分别抵达武昌待命。1938年2月，鲁鋆因患重伤寒离开重炮兵团。上海虽沦于敌手，但八一三淞沪抗战却作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可歌可泣的一页写进了历史。

　　向往进步 忧国忧民爱国心

　　1939年10月，正值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两年之际，当时20岁的鲁鋆已在宜昌任荆宜师管区第3团中尉连副。在宜昌警备司令部主持的一次“国父纪念周”活动上，鲁鋆与宜昌第一区署专员中共地下党员张传心相识，经数月交往，受到张传心进步思想影响，萌生革命意向，于是张传心便写一封信，让他赴渝，谒见董必武，拟前往陕北入抗大学习。虽然事隔76年，但信的内容老人依稀记得：

　　“必武吾师座右：兹有生之至友鲁鋆，青年有为，思想前进，今特命其持函前来晋谒吾师，祈予设法资助入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谨此布陈，即颂钧安。生张传心上。”

　　1940年2月初，因川江水涨，轮船停驶，鲁鋆辗转抵渝时，董必武已因公离渝，入抗大事宜就此搁浅。他遂携书信前往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拜见社长潘梓年。由此与潘梓年相识。

　　身在他乡，生活无着。恰逢黄埔军校军官班第10期招考学员，鲁鋆报考后被录取。随后，他将入军校一事告知潘梓年，潘梓年说：“希望你今后经常保持联系和来信。”

　　1944年5月，鲁鋆由洛阳辗转至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第7处（系主管全国陆、海、空军的部队、机关、军事院校所有一切军职人员人事任免的最高机构），与《新华日报》门市部仅距三四里。不久，他专程拜见了分别4年的潘梓年，并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告诉他，潘梓年听后非常高兴，说：“如果有什么情况和事情，可在每周六下午6至7时到报社见我。”还就此事专门跟其他人作了交代。

　　从此，他就依照潘梓年的约定时间，有事就去跟他汇报。从1944年6月到1945年5月，他和潘梓年见面三四十次，曾向他提供了当时从侧面了解到的国民党军统局设在重庆市区内的一些特务站、所、室的地址，以及曾家岩附近的特务地点。

　　潘梓年为促其思想进步，经常派专人将《新华日报》装在信封里，直接投送他亲收，还将解放区出版的《七七事变》和毛主席的有关着作赠送给他。经约定，潘梓年的来信，末尾只署一个“梓”字。在潘梓年的启迪下，鲁鋆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次，鲁鋆按约定去见潘梓年，途中拾到一枚牛角私章，上刻“陈碧桃”三字，他见到潘梓年后，提出为了安全起见，可在信封上写明鲁鋆收转“陈碧桃女士”，寄件人只写“名内详”，使别人误解为情书，以惑人耳目，潘梓年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为后来收信联络提供了方便。

　　当时在军委会所属这样一个重要机关，是不容许看《新华日报》的，而鲁鋆却因为自己是从前线归来的抗日军人，又是军校毕业和老牌的国民党员，就把报纸藏在抽屉里看，科里几个20多岁的的年轻人也向他借阅，看后销毁，以免生事。

　　1945年6月上旬一个周末的晚上，潘梓年约鲁鋆出来，郑重地说：“你能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将国民党现有师以上，包括军、集团军的师长以上的姓名、部队番号及其驻地的材料，设法弄到！”听后他吓了一跳，知晓这纯属军事绝密，非同一般，须三思而后行，便谨慎地回答：“容我考虑，我尽力就是了！”潘梓年又说：“这项材料是党所需要的，你能设法弄到，是替党作贡献。你从去年到重庆，向党提供了一些情况，是值得赞扬的。当然，这件事困难大，有危险，弄不好就要杀头，让你办这件事，也是党对你最大的信任！”

　　回厅后，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对上司吕冠南少将反映：我管辖的各战区各总部军需人员，因经常抽调，查考原部困难，建议编一系统表，以备日后查阅方便。吕科长不知他的真正用心，听后认为建议甚好，表扬他肯钻研业务，觉得这样能提高工作效率，就同意了，并允许他调用案卷。那时，国民党所有的军事机关、部队、院校，都有该部现职军官名册，开头第一名就是该部主管（如师就是师长名列第一，军及集团军亦是军长、总司令名列第一），名册末页是年月日和该部主管的署名和关防公（私）章，其名册外有该部报送名册的简短呈文，列有呈报于某地字样。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将12个战区、41个集团军总部（18集团军除外）、122个军、365个师（18集团军所属的师除外）的现役军官名册分别调卷，用两种办法，一是向科长汇报的：××战区辖××集团军，××集团军辖××军，××军辖××师，如此类推。与此同时，另抄一份除与上述相同之外，各战区司令长官姓名，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姓名分别抄录在各军、师的部队番号下，驻防地址亦是如此。

　　1945年6月中旬，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份绝密材料交到潘梓年手上，那一瞬间，潘梓年无比激动，双手紧握他的手说：“你为我们党办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大事，对党做出了重要贡献，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当时，他之所以能办成这件事，一是由于国恨家仇（父亲被汉奸杀害）；二是对共产党的向往，特别是潘梓年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三是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不满；四是凭着年轻人的热血丹心；五是不计名利。此事后来被他写成回忆文章——《忆我和潘梓年同志的交往》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重庆分会会刊上发表。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鲁鋆于8月20日离开重庆到武汉工作。行前，他拜见潘梓年，梓年对他一年来为党所做的贡献倍加赞扬和慰勉，嘱咐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保持联系，但一定要小心谨慎。当时，潘梓年给他的信一共15封，他都珍藏着。1948年3月，国民党3团团长张淦驻防孝感时，对所谓危险人物家中进行搜查，他当时在外，家中母亲、妻子很担心，便将所有书信焚毁，这才避免了灾祸。他获悉此事后倍感惋惜。

　　1947年，解放战争拉开序幕。早已对时局不满的鲁鋆，于5月底以请长假名义回到家乡孝感定居，从此离开军界。1947年10月，国统区“乌云滚滚”，国民党继解散“旧政协”后派遣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此时，鲁鋆在孝感创办了《正风日报》，主要报道政治时事，阐扬“国父遗教”，以及城乡见闻和短小通俗文艺。但由于经常刊用一些“匡正社会不良风气，揭露讽刺诲淫冶容，批评抨击丑行邪风”内容的报道，特别是社长任上公开刊登“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并加评语“妙哉斯言”这样的话，号召人们到解放区去。11月1日，被国民党驻军以“为异党张目”为由查禁。

　　难忘峥嵘 矢志不移黄埔情

　　新中国成立后，鲁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88年退休，享受党外人士生活定补。有生之年，欣逢盛世，感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激起他对沧桑往事的无尽追忆，一个个旧时场景，一幕幕所见所闻，令他魂牵梦绕，他投入到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中。“吾已老矣，而史料弥珍，一俟入土，将没无闻”。1984年后，鲁鋆笔耕不辍，至今，共撰写了文史资料280多篇，近160多万字，分别提供给上海、浙江、江苏、广西、河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云南、四川、福建、湖北、重庆等省、区、市的政协等49个单位，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1988年，鲁老逢农历八十大寿，朋友拟出资5000元为他做寿，他婉言谢绝。朋友无奈，便用这笔钱的一部分将鲁老过去发表过的部分文史资料影印成《鲁鋆文史汇编》送给鲁老。鲁老遂将这120本书分赠各地政协。

　　1990年2月至1991年3月，鲁老两次将收藏的文史资料100册，手稿100篇计30万字，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该馆为他颁发“功在馆藏，泽被后人”的收藏证书。1995年，他又将文史书刊80本，捐献给孝感市图书馆。另有手稿24篇，被贵州省遵义市“中国博雅苑”陈列馆收藏。同年，他撰写《八一三上海抗战》被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回忆在重庆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的往来、活动》《张自忠、张学良、张学思将军轶事》《卢汉将军在孝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轶事》《忆陈诚、蒋经国在徐州》《〈孝感日报〉创刊的回忆》《我曾三次与蒋纬国会晤》《我与陈立夫先生的往来》等250多篇史料，100余万字，分别被国内多个省、市、县政协的文史、党史、新闻、志书采用。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他欣喜之余，写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的祖父方振武将军于1928年率部驻防孝感地区史料。在《孝感日报》发表后，被《武汉晚报》等多家报刊转载。2004年6月，他被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特聘为“中华民族精神教育辅导员”，经常为莘莘学子讲述历史见闻和爱国事迹。

　　鲁鋆如今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他为祖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而深感痛心。多年来，他除了自己撰写文史资料之外，还广泛阅览时事报刊和有关书籍，反复地学习和领会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及有关政策，并不断用书信与台湾及美国等地的同学、同乡、同事叙乡情、谈友情、讲发展、论变化。

　　抗战时期，鲁鋆与陈立夫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基于对陈先生统一祖国积极主张的钦佩，1995年5月，陈先生95岁寿辰时，他作七言藏头诗一首赠陈立夫先生：

　　立德修身不世才，夫子箴言启后来；

　　先知人尊孙总理，生民百代记心怀。

　　健忆当年逾州事，康宁高唱凤凰台。

　　长盼中华归一统，寿登双甲会蓬莱。

　　后请书法家楷书，寄赠台湾陈立夫先生。陈先生回函，并书赠条幅。7日，他再请人用丝绸绘巨幅《麻姑献寿图》，托回乡探亲的老友回台湾后，面交陈立夫先生。他自筹创建孝感“词曲协会”，陈立夫先生获知后欣然唱和，并于1997年元月，书赠“天下为公”条幅，以表达海峡两岸喜迎香港回归的共同心声。

　　因从军期间的数面之交，鲁老与蒋纬国已是有缘。1995年中秋，孝感籍旅台同胞、退役中校、通信学科教官鲁伯陶（鲁老族孙辈）返回孝感探亲，鲁老作了一首七律藏头诗，请着名书法家张秉乾先生写成横幅，托鲁伯陶带往台北，面交蒋纬国。

　　鲁伯陶（已于2005年秋病逝台北）中秋后不久返台，得悉蒋纬国患病住进“荣总医院”，于是他携带横书的条幅，到医院面交蒋纬国，蒋在病房中接受此横幅后对鲁伯陶说：“我因病未能给鲁、张二先生回信，非常感谢他们的情意，请你回信时代为致谢。”后来，鲁伯陶写信告知鲁老此事。

　　几十年来，鲁老先后写信400多封。每当台湾及海外朋友接到鲁老的信时，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倍感亲切，从他的信中了解到家乡的新变化、祖国的新面貌，越来越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他们珍视与鲁老交往，常常期盼着“抵万金”的“家书”。当探亲的老友从海外归来，鲁老愿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他们也从鲁老的热情接待中体味到浓浓的乡情和亲情。十多年来，鲁老仅帮助台胞、侨胞寻找亲人就达30多起。这些被鲁老帮助过的台胞、侨胞，把对鲁老的感激之情化作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的动力。而这，也正是鲁老几十年如一日地写“家书”的初衷。

　　鲁老一生饱经风雨沧桑，练就了豁达开朗的性格，早在1994年，他就开始计划自己身后之事：人活着能为国家效力，死后也应成为对社会有用之物。鲁老萌发了身后捐赠遗体的念头。

　　鲁老曾给湖北医学院及几家大医院去信，表示愿死后捐献遗体，但因种种原因均为达成协议。1998年11月，作为孝感市的知名民主人士，鲁老给市政协主席写信，又到孝南区政协、统战部，再次表达了自己捐赠遗体的意愿。有关领导提醒他，要做好子女的思想工作。鲁老爽朗地说：“我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他们无反对意见。”在各方面支持协助下，鲁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99年12月14日，他与孝感职院医学分院达成协议，在辞世之后，遗体供教学、科研之用。据鲁老本人介绍，他除有轻度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外，肝、肾、胃、心脏、关节、眼、耳等均无疾病，希望身后捐献遗体对祖国医学、科研、解剖教育有所贡献。

　　鲁老自愿身后无偿捐献遗体的消息传出后，孝感市各界人士和有关部门对“孝感市自愿身后捐献遗体第一人”的“惊人之举”表示钦佩。他们说，鲁老大半个世纪用一篇篇文字记述历史、启发后人，到老，又要给后人留下一本“没有文字的书”，这本“书”是一堂活生生的唯物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课。

　　在捐献遗体签字仪式上，鲁老动情地说：“我曾对我的女儿们说，将来我身后的事要让你们大吃一惊，我要为祖国科研事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不需要你们每年上坟烧纸。我一生中能在孝感大事记中有记载，此一点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