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与黄埔军校（上）

　　汪兆铭以政治家、党务活动家见载于民国历史,历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及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等要职。其军事任职因起源于黄埔军校，坊间一般认为其军事崛起于黄埔军校，忽略了汪兆铭与孙中山之间，有着比许多党国元老更为长久深厚的关系，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内崛起，离不开孙中山先生的信任与推崇。他早年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与孙中山先生当年提携密不可分。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也离不开汪兆铭的鼎力相助。尤其是在孙中山离世前两年，汪兆铭多数时间随侍孙中山先生左右，掌握党务推进要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还支持孙中山先生建立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早期生中，逐渐培植并形成了拥戴自己的“改组派”黄埔同学派系，只是比较隐蔽而未为公众视觉关注。军校迁移南京后，汪兆铭从1929年7月1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期起至第14期，连续担任了八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影响与把持了军校党务机构，秘密行使着潜在的影响作用，借黄埔军校之军事武力纵横党、国要务。本文拟以现存海峡两岸史料、年谱、日记、传记、回忆录等为依据，着重梳理汪兆铭当年在广州、南京与黄埔军校的渊源与脉络，以及他对黄埔军校各方面影响与作用之显微事端。

　　追随拥戴孙中山，在民国群雄中崛起

　　汪兆铭又名精卫，别字季新、季鸾、季恂、季辛。祖籍江西婺源，后迁移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4日生于广东三水，后随父寄籍广东番禺。父为清朝小吏，汪幼读私塾启蒙，13岁丧母，14岁父病故。1901年考中秀才，后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即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为家庭教师。1902年与古应芬等在广州组织“群益书社”。1904年9月，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留日期间，参加1905年7月20日在东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8月20日正式成立时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并任同盟会总会议事部议长。（刘维开编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丛书”，中华书局2014年6月《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7页记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要撰稿人之一，一度聘任主编，着文抨击满清之专制，揭露立宪派之虚伪，驳斥保皇，文笔犀利，颇负盛名。1906年在日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随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和筹划募捐，以其辩才和办事干练受到孙中山器重。1907年潜入北京，筹划暗杀清廷重臣活动。1910年3月，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判处终身监禁。入狱后直陈所为，并慷慨赋诗：“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清廷　　对汪实行软化怀柔政策，1911年11月6日获释，一时汪折服并感自悔。此后，汪与袁世凯取得联系，主张南北调和，共济国事。19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与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1911年12月1日，在天津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1912年2月2日，被南京临时政府派为北上迎袁（世凯）专使，2月7日，任南京华侨联合会会长。1912年3月4日，由孙中山指定任中国同盟会干事部总务部主任干事。(《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8页记载。）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与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国度假。1913年6月回到上海，一度反对革命讨袁（世凯）。1914年再度赴法国，攻读社会学和文学。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17年9月15日，代理护法军政府秘书处秘书长，另载任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中山全集》第十三卷人事任免（上）第583页记载。)军政府改组后，任外交调查会会员。1919年1月8日，被广东军政府委任为巴黎委员会专使，代表南方政府。1919年夏，参与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1月，任广东教育会委员会长，后任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总参议。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粤军将领叶举、洪兆麟在广州发起兵变，脱险后随孙中山赴上海共事，参与机密。1923年2月28日，被孙中山特派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四名全权代表之一。（《孙中山全集》第十三卷人事任免（上）第333页记载。）1923年10月19日，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20页记载。）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1923年10月28日，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任执行委员。1923年10月30日，被孙中山先生特任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排序首名，（《孙中山全集》第十三卷人事任免（下）第199页记载。）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然代表，他与胡汉民在代表名单无列名。1924年1月20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排名第二位，次于胡汉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3页记载。）1924年1月31日，被孙中山指定为预算委员会7名委员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孙中山先生画册》影印原件记载。）

　　兼职黄埔军校，挟重推进党、国要务

　　1924年5月13日，黄埔军校设立政治科，汪兆铭被孙中山任命为政治教官，排在胡汉民、邵元冲两人之前的首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华东工学院编辑出版部影印，档案出版社1989年7月《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第206页记载。）并确定由他为黄埔军校学员讲授《中国国民党史》。1924年6月16日，随同孙中山赴黄埔军校参加开学典礼，并奉命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黄埔军校成立致祝词并演讲，强调黄埔军校作为“党义”军校之重要性。当天晚上7时，在黄埔军校大草坪上举行600人参加的晚餐，酒过半巡，汪兆铭再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广州市党部，向赴宴各界代表与军校官兵致词致谢。1924年6月30日，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任命汪兆铭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实业部部长，8月14日免职。（《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31页记载。）1924年7月15日，孙中山颁令任命蒋介石为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汪兆铭作为首席政治教官，同时颁令任命他为各军政治训练筹备委员长，显示了黄埔军校在训练方面分野之军事与政治两方面主持人职责。1924年7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汪兆铭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28页记载。）9月15日推定为财务委员。1924年8月14日，第五十一次会议推定汪兆铭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29页记载。）1924年10月11日，孙中山特派汪兆铭等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孙中山先生墨迹》记载。）命令革命军事委员会用本会长名义，施行平定商团事变，并立即设法收复关余。

　　1924年11月13日，汪兆铭由孙中山指定为北上随行人员之一，任随从秘书，到北京后，孙中山病情恶化直至逝世。汪兆铭是1925年3月11日（2月20日草拟）孙中山临逝前“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补签唯一笔记者，（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2月印行《国父图像墨迹集珍》第344页记载。）以及孙中山致苏联遗书（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签字7名见证人之一。（《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文集第428页记载。）返回广州后，以孙中山赴北京履职唯一宣示人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禀报，随后被推任为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5年6月23日，参加在广州东校场召开的广东人民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各界群众大会，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身份在大会致词。参与并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议案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25年6月3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1925年7月1日，以汪兆铭为首的16名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广州宣誓就职，汪同时任5名常务委员首席，即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主席，（郭卿友主编，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编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492页记载。）并发表成立宣言。这是与北京政府同时并存并对外宣称代表国家权利意志的地方军政势力政权。

　　1925年7月2日上午9时，汪兆铭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赴黄埔岛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3期开学典礼，与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等作为党政军要员相继致词。1925年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设置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汪兆铭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由7人组成，其中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有廖仲恺、蒋介石两人。1925年7月5日，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该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陆海军、航空队及一切军事机关。”（余克礼、朱显龙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国民党全书》第114页记载。）下属设置有训练部、海军局、航空局、秘书厅、兵工厂等机构。该机构从现代意义上阐述，是以政党名义统辖的第一个军事指挥决策机构，广州时期的汪兆铭在党政军均居首席，其地位与权力可谓如日中天，达到其毕生最高点。1925年7月1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设立政治训练班，汪兆铭等党政要员受聘任政治教官。1925年7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推举汪兆铭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872页记载。）1925年7月26日，汪兆铭主持军事委员会召集委员会议，议定在广州各军统一名称为：国民革命军，指出：“中国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成的军队，是以革命为宗旨，所以国民革命军乃最切合的名称。”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8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确定汪兆铭、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汪此时因位高权重，对于局势与人事具有最终处置权。值此，1925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推荐汪兆铭为各军及各党立军校总党代表，请中央委员会追认。1925年8月下旬，黄埔军校校刊《黄埔潮》周刊第5期出版，汪兆铭首次以军校代理党代表名义撰文《廖党代表传略》，刊载于该期头版。8月31日下午，在黄埔岛军校广场举行党代表廖仲恺追悼大会，汪兆铭作题为《廖先生精神不死》（见报时改名为《廖仲恺同志之人格与事业》）演讲。1925年9月6日下午，在校本部大操场举行第2期学生毕业典礼，汪兆铭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三位一体主席身份出席毕业典礼，并作题为《国民革命的意义》演讲。1925年9月9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参加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追悼党代表廖仲恺大会，赞誉廖仲恺是“党军慈母”，汪兆铭主持会议，并作题为《革命的分子应有之决心》。他重申军校政治教育，在训令中明确规定：“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的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第十一册第345页记载。）因此，在早期的“政治训练班训练纲要”中，规定的政治教育课程有：《帝国主义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各国革命史略》《三民主义》，共八门课程。

　　1925年9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汪兆铭继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代表。（《黄埔军校史稿》第二册第78页记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9月17日分别致函汪兆铭和国民革命军第1、2、3、4军军长，9月18日致函军事委员会：任命汪兆铭为国民党党立军校及各军党代表。（1925年9月18日《中执会致军事委员会函稿》记载。）至此，汪兆铭以其当年在中国国民党内资望与影响力，达到了他“以党治军”之目的。

　　1925年9月28日，汪兆铭与蒋介石联名颁布《重征东江训诫》，内容有5个方面。1925年10月2日，汪兆铭由苏联顾问陪同，赴黄埔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誓就职党代表，并发表就职演讲，就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汪兆铭的就职演说词刊发于1926年1月印行的《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集1924.1－1925.12》。此段时期，后被史家认为是汪蒋合作“蜜月期”，在汪兆铭的默许与支持下，蒋介石在广州充分行使军政职权，剪除了粤军中的反蒋势力，并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礼送出境，统一广东各军指挥权，形成了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对于各军事派系之垄断与控制，对于推进国民革命运动与实施北伐计划，有着预期目的和意义。1925年10月5日，汪兆铭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在会议期间提出请辞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提议毛泽东由中央宣传部秘书代理部长，获得通过。此后，汪兆铭以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身份，积极支持与维护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对共产党评价之高，在国民党高层内无出其右者，甚至连被认为是“汪派”的顾孟余都怨言：汪兆铭“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印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第401页《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记载。）1925年10月10日，《中国军人》第7期印行出版，刊发了汪兆铭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代表、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名义撰写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同期刊发了苏军顾问斯塔季诺夫重申“在军队实行党代表制度之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是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军队中一切普通组织工作均受其指导。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湖北省志·政法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第129－132页《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记载。）这些规定，赋予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相等的权力与平起平坐的地位，意在充分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效力和权势。这也许是“党指挥枪”理论阐发最初之肇始。

　　1925年10月14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向党总代表汪兆铭等发告捷电，此时汪兆铭位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暨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掌握了党政军决策控制权，对于东征也给予人财物力全面支持，使蒋介石在前方作战后顾无虞。1925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为慰问前方作战有功将士与蒋介石，汪兆铭特派夫人陈璧君前往东江前线，随同慰问的还有何香凝、陈洁如（时为蒋介石夫人）等，东征军第2师师长王懋功特派第5团（团长蒋鼎文）一个连迎接与护送。1925年12月10日，汪兆铭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党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政治部1926年10月印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官佐简明履历表暨第一、二期同学录》记载。）1925年12月26日，汪兆铭以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名义与蒋介石联署颁布“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暨国民革命军各部整辑史材令”，规定所有本军各师各团成立历史以及本年经过事实，以及各官姓名籍贯等、党务、军械、装备等详细呈报，限令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30日前上报。此令可视为党令政府统辖军队之开端，也是从此时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各军有了直接控制权，从史料上看，这是汪蒋之共同目的。

　　1925年12月28日，孙文主义学会（前称中山学会）在广州城内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成立大会，汪兆铭到会主持并作演讲，（1926年1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记载。）重申继承、弘扬、研究孙中山先生遗志思想之重要性和必要性。1926年元旦，由汪兆铭会同胡汉民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月4日会议上，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员会委托，向全体代表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1月16日，以到会代表全票239票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排名第一位。他决计摒弃“西山会议派”众多资深元老，将一批拥汪派或新鲜面孔引入，其中，蒋介石也因此首度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得以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案决定：改组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继而为统一军事教育机关和军官的培养，决定取消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军自办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将其合并入黄埔军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汪兆铭任校党代表。1月17日颁发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毕业证书上，长官签发栏，汪兆铭首度以校党代表与校长蒋介石联署。（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孙启人毕业证书记载。）

　　1926年1月22日，在第二届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汪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列名首席。（《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37页记载。）1月23日，任特设政治指导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28页记载。)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首席常务委员。此时的汪兆铭，占据了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时期的所有最重要职权。1926年1月17日，举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汪兆铭等党政要员赴黄埔岛参与。1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复任命汪兆铭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代表，蒋介石仍任校长职。2月6日，他应邀出席孙文主义学会会议并讲话，称：“其一，学会是中国国民党内一种组织；其二，学会以学问为目的，两者而结合，必当顾名思义。”2月19日，任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委员。3月1日，黄埔岛举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大会，作为党代表出席会议并演讲，称：“为什么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合并在黄埔军官学校？这个理由，第一是：党立的学校，是由这个学校开始的，有这个学校，才有其他的军事学校。第二，对于蒋校长的人格和他努力奋斗的精神，本党各同志都是极端的敬佩，故以我们蒋校长的人格来改组这个学校，同时并请蒋校长依然担任本校校长。”（1926年3月8日《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刊”记载。）3月4日，出席校本部举行的第二次校务会议，适逢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召开欢迎白崇禧等广西军事将领大会，汪兆铭出席会议并演讲。3月8日，校本部隆重举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4期学生开学典礼，实为第4期入伍生经升学考试转为正式学生之仪式，汪兆铭与校长及各军军长、党政军高级官员400多人出席该典礼，与会学生2650人，可谓盛况空前。（方鼎英撰文《一年来本校梗概》，载于1926年12月31日《黄埔日刊》。）3月12日，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汪兆铭主持会议，并作题为《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报告总理事略》演讲，国民政府各部要员和军校部分学生参会。

　　3月23日，因受“中山舰事件”影响，党代表汪兆铭请假不视事，汪兆铭就职党代表半年后，汪蒋矛盾初显。3月30日，国民政府决议以谭延闿代理汪兆铭主席职务。（《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492页记载。）1926年3月下旬出版的第9期《中国军人》头版刊发了汪兆铭撰文《怎样纪念总理》。4月16日，汪兆铭的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蒋介石取而代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497页记载。）4月21日，汪兆铭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假，偕夫人陈璧君与若干随行人员赴法国。4月30日，仍以校本部党代表汪兆铭与校长蒋介石联署发布：“准第3期学生晋升少尉通令，指示：查前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毕业分发各师团队，及各部处见习官业已见习期满，照章应予授职，以资策励。合行通令，仰自5月1日起一律晋职少尉，支三等薪。”（治字第49号令，载于1926年9月2日《革命之路》。）1926年7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任命汪兆铭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虽系排序首位，但明显已失势，蒋介石任主席，由谭延闿代理。1927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身在国外的汪兆铭，仍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44页记载。）依旧排序首席，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4月21日免职）。同时汪兆铭还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委员，均位列首席。（《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46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