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黄埔一兵——记百岁黄埔老人苏赓泉

　　

　　

　　在宁夏有一位黄埔老人,名叫苏赓泉，如今已是百岁之龄，他最爱称自己是“黄埔一兵”。

　　苏赓泉,民革党员，生于1917年8月17日，1939年11月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第15期步兵科。他是一名抗日老兵，也是宁夏健在的黄埔同学中的最长者。老人百岁生日前夕，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一行人，驱车来到中卫市，为他送去祝福。苏老家住在中卫市区临街的一栋楼上，当我们敲门时，屋里早早应起：“来了，来了！”声音爽朗。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满脸笑容：“快请进，请进。”边开门边把我们往里屋让。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出现在了卧室门口，向我们挥着手，笑呵呵地打着招呼，还把同学会工作人员的名字一一叫了出来，我不由得暗自称奇。闲聊间，感觉到老人口齿清晰，思维清楚，几乎让人忘记他已是百岁之龄。苏老住的是一栋两室两厅的房子，家里略显俭朴，但收拾得整洁有序。刚刚给我们开门的是他的儿媳妇，一位勤劳实在的农村妇女。在大家的簇拥下，老人在书房里落座，书房临着街，窗外楼下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苏老，外面这么吵，影响您休息吗？”

　　“不，我不怕吵，我喜欢外面的人流。”

　　老人边说边抬眼望向窗外，此刻略显混沌的双目瞬间变得深邃悠远。我无意中看到面前桌上一张白纸上写着这样一句诗：“坐看窗外人流涌，忘却身外万事幽。”这是老人的亲笔，笔下虽为忘却万事，但事实上却生活在对悠悠往事的回忆之中。

　　看到苏老今天精神不错，大家纷纷请他讲讲他的故事，他没有迟疑，带着浓重的中卫方言开口便说：“我是黄埔一兵！”随着他低沉的语调，一幅百年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画卷里一个身影时而踽踽独行，时而在人群中慷慨陈词，时而一身戎装在战火中穿梭。空间在变换，时光在流转，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带到了久远的过去……

　　幼失至亲 尝尽世态炎凉

　　“人皆有母，惟我独无；人皆有父，惟我独无。我是失群的羔羊……”百岁老人提起自己的出身不禁泪流满面。那是1920年的初冬时节，冬季的夜晚来得很快，昏暗的油灯下苏赓泉的母亲张氏挺着9个月的大肚子，安顿年仅3岁的赓泉刚睡下，突然间从大地深处传来隆隆之声，好似巨大的石碾子从天边滚来，随后地动山摇，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来临了。瞬时，土坯屋就像巨浪中飘摇的小船般剧烈晃动起来，情急之下，张氏一把抱起赓泉向屋外跑去，虽然母子没在地震中受伤，但张氏因惊慌动了胎气，胎死腹中，难产去世，年仅20岁。在苏赓泉10岁那年，曾任宁夏烟酒税总局局长的父亲苏芬和大伯苏英，被人诬告入狱，父亲不幸在兰州狱中病逝，家人倾家荡产把大伯赎了回来，自此，一个大家族走向分崩离析。双亲离世，家族败落，苏赓泉在年逾70岁的奶奶和继母高氏的照料下渐渐长大。

　　1929年秋天，苏赓泉上高小五年级，宁夏举办全省学生运动会，学校选拔苏赓泉为武术哑铃队员赴银川比赛。历时半个多月，当苏赓泉兴高采烈地捧着奖品回家时，却不料家中已生变故，继母高氏趁他离家时改嫁。年仅13岁的苏赓泉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无奈之下只得寄宿在姐姐家里。转眼又是一年秋天，此时的苏赓泉小学毕业，继续读书或谋求生计，都无着落，苏赓泉就像秋天飘飞的树叶般无处可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他倍感孤独的时候，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二哥苏景泉来信，让他到北平去读书。

　　很快，苏赓泉约了同学温宝玺、王松峰一起去北平，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从银川乘木船顺黄河漂流而下，到包头再乘火车，历时3天终于到达北平。哥哥给苏赓泉联系的学校是香山慈幼园，是清末名士熊希龄创办的一所慈善学校。至今苏赓泉还记得哥哥带他去拜见熊希龄行叩头礼，熊先生写推荐信让他去香山慈幼院报到的情景。香山慈幼院建在颐和园万寿山阴，紧靠玉带河，学校周围树木葱郁，风景幽雅。可惜，苏赓泉在这里学习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大量的流亡学生流入平津，人心激愤，苏赓泉思想上也产生了很大波动，一时退学，后又进入通县的潞河中学就读。

　　辗转求学 亲历爱国运动

　　在北平最让苏赓泉感到温暖的是宁夏旅平学生会。苏赓泉在北平一下火车就受到宁夏旅平学生会的热情接待。宁夏旅平学生会是来自宁夏银川、中卫、吴忠、平罗等地的学生为了联络感情相互照顾而成立的组织。在这里，苏赓泉结识了许多对他一生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印象深刻的有雷启霖、张子华（原名王绪祥）、袁金章、姚启圣、梅无暇等。虽然这些人都来自宁夏，但思想却有很大分歧，有的人主张读书救国，有的人主张走出课堂革命救国，形成了“鲁迅派”和“胡适派”，后来引发学生会分裂，以“胡适派”为首的梅无暇、苏景泉等退出了学生会，而“鲁迅派”的袁金章、雷启霖等组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并时常组织学习活动。

　　苏赓泉说：“那时，我和温宝德几个同学年龄尚小，在学生会学习开会时间我们常常在会场外假装玩耍，实际是放哨，掩护他们开会学习。那时候，在张子华和孙殿财领导下，学生会还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并出版《银光》杂志，宣传马列主义。1933年，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认为宁夏旅平学生会有共产党嫌疑，将学生会同学全部逮捕，后经营救才获释，从此，学生会活动转入地下。”

　　1934年，苏赓泉已经升至潞河高中，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可惜好景不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自治政府，局势急转直下，学校的正常军训、升旗仪式等被叫停，校内外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时隔不久，着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潞河中学停课。苏赓泉找到了在北平西北中学上学的堂兄苏印泉，相约参加学生运动。12月15日晚上，西北中学接到学联会（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游行请愿的通知。

　　“这是我人生中特别值得回忆的经历，只有你身处洪流，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爱国。”老人对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忆深刻，平静的叙述中充满怀念。

　　“我和哥哥得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一夜合不拢眼，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同学们集合起来手举小旗向宣武门进发，走到宣武门时，大门已被军警关闭，此刻，城外的清华、燕京等大学队伍相继赶到，于是游行队伍汇合一道向地安门行进，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这时队伍渐渐慢了下来，我抬头看时发现前面路口黑压压一片军警，有的手里握着消防水龙头，有的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有的则是大棒。队伍此时并没有停下来，前面的同学迎着水龙冲上前去，这时大批军警抡起刀背、大棒冲进学生队伍，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队伍大乱向后撤退，军警则对跑散的学生不停追打、围捕。混乱中，哥哥跌倒受伤，我一把拉起他向后跑去，一直到黄昏时分才返回住宿的甘宁青会馆，这时会馆周围已经布满了暗探，住在这里的学生一切行动都处在了监视之中。”

　　因为时局动荡，苏赓泉已无法在北平安心读书。1936年春天，苏赓泉回到宁夏银川。此时，宁夏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凡是北平归来的学生，都被视为嫌疑分子，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捕。好在苏赓泉二哥的好友在银川实验小学任校长，苏赓泉得以在实验小学寄宿，后来被推荐当了老师。

　　国难当头 受训黄埔军校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局势更加动荡，苏赓泉在实验小学的教职也被停止。那时，实验小学的同事中有不少进步青年，有些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虽然苏赓泉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但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内心十分向往革命。9月的一天，百无聊赖的苏赓泉独自行走在大街上，突然一驾马车从他面前驶过，车上闪过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在北平相识的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张子华（原名王绪祥，共产党员）。

　　“我当时心里十分激动，差点张口喊了出来。后来我通过另一位熟人辗转联系上了他，才知道他到银川是代表八路军总部与马鸿逵洽谈合作事宜的。此时，我萌发了去延安的想法，并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张子华，张嘱咐我：马鸿逵的关卡监视很严，不能和他一起走，以后可以从别处绕道前往。有了这次接触，去延安成了我的一个心思。当年春节过后，我决定付诸行动，于是将自己的5亩田产卖给六叔得了50块大洋，打算从兰州经西峰去延安。临行前，恰逢小学同学史郁文、夏文俊两人打算去兰州投奔191师师长杨德亮从军，于是三人结伴而行。路经一番周折，三人到了兰州，找到了在191师当译电员的小学同学李敬宝。老同学相遇自然是无话不说，当李敬宝问我此行目的时，我毫不掩饰地回答：‘想去延安，参加抗日！’听了我的话，李敬宝劝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不去延安还是一样，现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学生，你们一起报考军校吧，将来毕业后当军官带兵参加抗日，何乐而不为？’李敬宝的一番劝阻，使我产生了权宜的想法，不料这一动摇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经李敬宝介绍，我们三人报名参加了军校考试，均被录取。第二天，三人就去报到了，学校设在兰州市东门外教场营房，一到营房门口就看见一幅醒目的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行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我们报到后被编入第3总队第5大队3中队第2区队6班学习。我们三人编入了同一班，全班共16人，分为机枪组和步枪组，机枪组6人，步枪组10人，每班领到机枪1挺，步枪10支，我是步枪组，领到步枪1支，子弹200发。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军校生活。军校的学习、训练都十分严格，特别是为期3个月的入伍生生活更是紧张忙碌，每天的时间被政治学习、军事学习、制式训练、野外战斗训练等科目排得满满当当。这里任教的既有进步人士甚至共产党员，也有旧军阀。有一次，教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时，我发现教员是我在银川认识的曲一舟老师，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于是，下课后我去找他，交谈一番后得知他在兰州西北训练团任教，这时，我又萌发了去延安的想法。在这不久之后，我们学习德国造20发手枪的使用，区队长教我拿枪姿势，我没有拿稳，枪口晃动了一下，区队长暴怒，当场在我胸口狠狠捣了一拳，打得我眼泪直流，半天直不起腰。当天夜深人静时，想起我初入队时，区队长对我进行政治考察谈话的情景。他问我：‘你都读过什么小说？’我未加思索就回答：‘读过《水浒传》《阿Q正传》等。’听到这里，区队长向我投来质疑的眼神,因为那时读鲁迅的小说就意味着思想有问题。想着这些，心里越来越不舒服，再次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那是5月的一个夜晚，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肚子不好晚上出来上厕所，突然大队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当我从厕所出来时操场上已是空无一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跑到围墙边想越墙出去，却不料平时看起来坚实的围墙因为雨水浸泡变得十分疏松，根本承受不住攀爬的力量，几次快要爬到顶就摔了下来，最后不得已只能悄悄回到宿舍装睡着。第二天队伍回来后，我没参加训练的事惊动了队长，被关了3天禁闭，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们3个月入伍期满后，我去西北教导团找曲一舟老师，不料他已经离开，下落不明，去延安的路再一次断了。”讲到这里老人神色黯淡，神情中透露出无尽的懊悔。

　　“军校生活中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目睹了空战奇观。”老人话题一转，继续着他的讲述。“那时作为战略后方，兰州经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一次我们在黄河边进行野战训练，突然听到日本鬼子飞机轰隆隆飞来，大家赶紧到掩体躲避。但敌机已经发现了，一阵机枪子弹扫来，在我们脚下打得泥土四溅，好在无人受伤。飞机过后，大家在掩体上看见大片弹孔，有好事的同学还从弹孔里挖出硕大的弹头。也不是每次都受日机的欺负，另一次训练时，大群的敌机飞来，天空一片昏暗，声音震耳欲聋，大家连忙寻找掩体躲避，正在这时，从另一边飞来一群苏联支援我方的战机，其中一架直扑入敌机编队，一阵机炮响过，日军长机被打得黑烟直冒，既而从空中坠落，火光冲天。大家也忘记了害怕，站在那里一起拍掌称快！后来得知，此役空军取得了击落日机9架的重大战果，堪称大捷。”

　　军校的日子忙碌而紧张，转眼到了毕业的时候，老人对当年毕业典礼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们军校生活由一次别开生面的升旗仪式作为终点。那是1939年8月末的一天，下午军校15期4个纵队，在校部操场上举行了毕业典礼和阅兵仪式。晚饭后接到命令：晚上两点起床，3点钟队伍出发，到终南山五台山庙举行15期学员结业升旗典礼。天快亮时，我们到达了集结地，此刻细雨纷飞，寒风瑟瑟，穿着单衣的我们冷得浑身发抖。这时，山上传来了长官讲话的声音。记得有这样的句子：‘今天2000多同学下山了，下山收复失地了’，‘敌人听了摇头、汉奸听了害怕，同胞听了高兴。’随后学员们唱起了校歌，一瞬间，山上山下歌声此起彼伏，声震山谷。”

　　毕业后，苏赓泉被分配到杨德亮的42军预备第7师21团1营1连作见习排长，连部驻在陕西马嵬坡。

　　抗击日寇 铁血无悔

　　“我们在马嵬坡驻了两个多月后，就奉命开往甘肃陇南张家川一带驻防。1940年5月，我团奉命到清水县追剿西岐县起义回民军，不料战斗中右腿中弹。养伤中想起自己曾和同学私下交谈，誓言将来绝不参加内战，而今却在内战中负伤，心里极度自责。这时，我想退伍，继续完成学业去上大学，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医院管理伤兵的政治主任沈某某，希望以残疾军人的身份，请他保送我去上学。后来，沈主任告诉我，保送我上学可以，必须承担一个任务，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反映学生的思想活动情况，有没有共产党。言下之意是让我当特务。当时，我就想自己的父亲被别人陷害致死，今天我怎么能去陷害别人呢？而且当下是国共合作时期，理当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自己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干这种事。于是我拒绝了沈主任，毅然回到了部队。”

　　回到部队后，苏赓泉参加了为期一年的七分校战术研究班，之后因不满团长的军阀作风，调到新41师，在新41师20团1营2连任连长，他所在部队一度开赴抗日前线，实现了他参军的初衷。

　　“那是1944年深秋季节，我所在团接到命令开赴陕西韩城，拨归驻韩城暂编26师守卫黄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十分兴奋。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够开赴前线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干上一场，也算是了却了我当年投笔从戎的夙愿。随后，部队从平凉出发徒步到宝鸡，转乘火车向东前进。官兵们一路上高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伴随着滚滚的车轮声奔赴前线。”讲到这里，老人因为兴奋而面色红润，声音也高了起来，最后竟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慷慨激昂。这一瞬间，老人似乎已不是年逾百岁，仿佛又成了那个血气方刚、雄姿英发的青年军官。

　　平静后，老人继续娓娓道来：“火车到站时夜幕已经降临，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不远处潼关方向炮声隆隆。部队下车集合后立即沿着公路连夜向朝邑县前进。由于这里与敌人已呈犬牙交错态势，随时可能遭遇敌人，部队白天就地潜伏，夜间行军，就这样昼伏夜行，第三天到达韩城。到达集结地后，我团接到命令以合阳为中心，沿黄河西岸防守，我所在连驻守下阳渡口。白天为防御敌军炮击，只留一排兵力驻守，其余撤到附近村庄隐蔽，晚上又回原阵地，以防止敌人汽艇偷渡。我们在这里驻防长达半年之久，1945年4月，师部所属的3个团，要各抽一个连去河南洛阳附近招收新兵，我团抽调我连前往。我们乘车到蓝田县进入蓝田浴谷，经商县到达河南西峡口，过了西峡口就是敌占区，我们沿公路昼伏夜行至镇坪县以东陇海线附近潜伏下来，通过秘密通道接收新兵。在这里潜伏两天中，经常有日军巡查铁路的电动车打着探照灯通过。第三天晚上，情报部门传来紧急消息，洛阳方面的日军正向我方开动，可能向我发起进攻。我们决定立即后撤，那个夜晚没有一丝月光，大家跟着向导高一脚低一脚急速后撤。等我们到西坪镇时，敌人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与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激战，顿时枪声四起，敌人的迫击炮弹从我们头顶呼呼掠过。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我的不远处，我卧倒稍一迟缓，只觉得像有人迎面推了一把，我仰面倒地，清醒后感到右胸口一阵剧痛，鲜血渗透棉衣流了出来。卫生兵见我负伤，急忙跑过来，解开棉衣一看，一枚弹片透过棉衣穿入右肋骨缝隙，所幸未伤及内脏，赶紧用绷带将伤口处缠了个结结实实。因我部不属此次战斗序列，被命令撤出西峡口。就这样，我被抬在担架上，向后方撤去，一路上听到枪声越来越密集，知道战斗规模在不断扩大。后来，获悉此次西峡口战役中，我军击毙敌人数千，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在商县治疗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康复，回到驻地时已是中原大地的麦收时节。此时，日军已势如秋后的蚂蚱，无力蹦跶，黄河防务也呈现休止状态。”

　　不久，苏赓泉所在师奉命载撤，连以下军官全部移交给78军，连以上军官到西安军官总队报到，集训等候安排。在军官总队住了半个月左右时间，苏赓泉被调往165师，在团长戴克北、营长冯玉培的带领下暂住西安市。

　　“1945年8月15日日落时分，忽然城里三声汽笛长鸣，随后鼓楼上的广播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日本宣布投降了！我们听到后，立即欢呼着冲上街头。一时间，大街上人潮涌动。人们高呼着：‘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许多店铺燃起了鞭炮，喜庆的声音响彻了西安上空。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倍感自豪。”

　　反对内战 激流勇退

　　抗战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内战的漩涡又席卷而来，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军人一样，苏赓泉也陷入了纠结之中。

　　“那时我被任命为165师495团1营2连连长。接任时，营长告诉我，连队的主要任务是守卫这一带的防共线，封锁物资来往。我连守卫的地方叫呵罗寺，北面是一条很深的山沟，山沟的一侧是平原，这里住有20余户人家，由保长管理，据保长说，对面驻有八路军的一个营。而我连的驻守地是双方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仔细分析研究了局势后，我与部下制定了‘互不侵犯，和平相处，互相来往，秘密沟通，严防泄露’原则。这一原则执行得非常好，也使我们与驻地的村民和睦相处，数月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46年6月，我连被调离。此后，我们与当地的游击队之间有过零星冲突，我每次都让部下提早放枪，以惊扰为主，基本避免了正面交锋。”

　　1947年3月，苏赓泉所在部队奉命向延安进发。延安地区山大沟深，部队行进困难重重，而解放军地形熟悉行军迅速，往往是等他们赶到时解放军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就这样在人困马乏中，国民党军队先后在青华砭、蟠龙镇战役中连受重挫，军心动摇。

　　接着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促使他决意退出战场的故事：“一次，上面传来命令，瓦窑堡的第1军31师被解放军包围，让我军星夜驰援，可惜当我们赶到时，该师已经被歼灭。天亮后，师长命令我团从瓦窑堡西面上山搜索观察解放军动向。我们登上山头，四处了望，只见山脚下一条山沟，沟中央却有一颗树独自挺立，用望远镜向对面山头看时，发现对面的解放军也正在观察我们。我正拿着望远镜想看得更清楚时，忽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沟底飞来，击中了我棉帽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帽子里的棉花四散纷飞。霎时，刚才沟底的那颗树倒了下去，3个解放军向西飞奔而去。原来这是解放军的狙击手，好在这一枪稍高了一点，要不然我就要留在这大山里了。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自己没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死，要是死在内战的穷山枯岭，就太不值得了。于是，暗下决心，一定想办法不再参与内战。说来也巧，第二天竟然发起烧来，起初尚能坚持行军，后来路也走不了，马也骑不了，只能被抬在担架上行军。于是团里让我到后方医院治疗，我便离开了延安的战场。”

　　此后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苏赓泉也随部队由陕西转战到四川。1949年11月，在成都附近的双流镇，他所在军3个师和军部一起放下武器投诚。从此，苏赓泉的军旅生涯宣告结束。

　　教书育人 倾尽余辉

　　投诚后，苏赓泉等100多名连以上军官被送到军政大学直属教导总队学习改造，其间，声明脱离国民党。经过为期一年多的学习改造，1950年底，苏赓泉回乡就业。

　　“1950年12月底，我在武汉西南军区驻汉口办事处领取了棉衣和回家的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1951年春节后，我来到银川找工作，拜访了原来在北京上学时认识的袁金章和潘钟林先生，他们两个带我到省政府拜见了宁夏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孙殿才。孙殿才对我十分关心，当即打电话给文教厅厅长吴友文介绍我从事教育工作。并亲笔写了推荐信，内容我至今还记得：苏赓泉过去思想比较进步，可以参加工作，请你安排。凭着这封推荐信我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小学教师教育研修班。结业后被聘为中卫第二小学教师。有了安稳的工作后，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妻子李淑英，婚后很快有了孩子，多年的漂泊生活终于结束。在学校，我一心扑在教学上，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后的运动中我未能幸免，其中甘苦一言难尽。”

　　“1979年3月，万物复苏，春风吹到宁夏大地。我也摘去了头上的‘帽子’，被聘为西园中学教师。12月，政策进一步落实，我得以享受退休待遇，后来住房问题也得到解决。这一年，我虽然已经62岁了，但的确感觉到这是自己生命里的第二个春天，此后的时光里做了许多自己感到满意、得到各方认可的工作。1985年，应中卫城建局邀请参与编写《中卫县地名志》，历时半年。8月，中卫县政协创办业余中山学校，招收高考复读生，我担任高中文科班和初三班班主任，使许多人圆了大学梦，受到社会好评。”

　　“1986年1月，我被吸纳为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宁夏联络组会员。1987年加入民革，这是我政治生命的重新开始。记得1987年12月20日，中卫黄埔联络组成立，到会的领导、同学20余人。会议由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宁夏联络组组长匡俊连主持。在会上，新老朋友们围绕‘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回顾历史，共叙友情，其乐融融。作为一名普通会员，作为黄埔一兵，多少年来我每次都盼望着开会学习，在这里有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语言，有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有我们的情谊与快乐。时光飞逝，转眼30年又过去了，组里的同学相继离去，中卫市只剩下了我和门祥临（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两人。至今，我们之间还经常联系，嘘寒问暖。虽然有时两人在电话里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但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听到声音，心里就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每逢节日雷打不动的慰问，为我过生日，帮我解决生活困难等等，令我由衷地感动，我这个普通的黄埔一兵感到了被尊重、被关心的温暖。在此，对长期关心我的有关部门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满。”

　　“我是黄埔一兵”——百年的人生征程，苏赓泉对国家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已深深镌刻入他的生命。如今，这种精神展现的是对过往的从容与超然，是百折不挠的坚韧和乐观，是挥之不去的爱国情怀和感人肺腑的人间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