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不灭的军事教育之火——叶剑英的军事教育思想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作为我国军事院校和军事科研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叶剑英早年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并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又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主抓全军的训练工作和军事科学院组建工作。在多年的军校教育与军事科研管理实践中，叶剑英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军事教育思想，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更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理论的新篇章。

　　坚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突出军事训练的地位

　　“训练是为作战”，“训练也是打仗”，这是叶剑英提出的军事训练的根本指导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撰写了《实行教育军事革命》一文，在介绍苏联红军军事教育训练的经验时就提出：“一切训练都是在与战场最相类似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不但是在讲堂上与操场上训练，而且主要是在野外、森林中、战壕里去训练。它不但是用假的想定来训练，而且用指导战场上作战的实地情况与作战经验加以重演并加以发挥来进行训练。它特别着重夜间与恶劣气候条件下，以及在各种攻势、堡垒、障碍前及反坦克动作的训练。它特别着重‘专长教育’，即各练一行的分科教育，而不是样样都学。”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苏联红军军事教育的宝贵经验，实行军事教育的革命！”（纪学《叶剑英元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在和平环境中的中心工作转变。他指出：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军事训练是解放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这是因为，“我们要战胜装备有各种现代武器的敌人，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以外，在军事上必须有受过严格的现代化军事训练的军队，必须有头等的现代化装备，必须有大量的、优秀的、有现代军事科学头脑的指挥干部，才能够战胜敌人”。（本书编写组《叶剑英传》第三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负责全军军事训练工作。1960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

　　在确立以教育训练为中心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多种困难与矛盾。叶剑英认为，要确立教育训练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一）军事训练时间 同政治、文化教育事件的矛盾；（二）军事训练与国防施工的矛盾；（三）军事训练与战备的矛盾；（四）军事训练与生产的矛盾；（五）军事训练与物资保证的矛盾；（六）军事技术训练与武器装备的矛盾；（七）军事训练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的矛盾；（八）军事训练与预备役训练的矛盾，以及条条块块的矛盾，等等。（解放军四总部《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解放军报》2007年4月28日第3版。）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叶剑英要求大家从人民解放军建设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教育训练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加强领导。他要求各级党委要善于抓总和关闸，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对军事训练的各项内容，如技术与战术训练、战士与干部训练、步兵与特种兵训练等等，也要统一安排，不要“单打一”；军政首长都要管训练，主管军事训练的首长要深入第一线，掌握情况，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及时指导，取得领导训练的主动权；各级领导机关要上下协调，主动配合，不断调整各种矛盾。在工作部署上，要有主有次，注意协同，不要“横队前进”或“孤竿直插”；在时间安排上，要有的放矢，给下边留余地，不要统得过死，等等。经过叶剑英的大力督导，部队各级对训练工作的认识逐步提高，采取有利措施，不但突出了军事训练的中心地位，又保证了其他工作的协调发展，在全军范围内逐步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坚持“四个结合”，提高教育训练的成效

　　确立教育训练为中心之后，叶剑英在系统地总结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训练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面对军事训练提出了总目标、总要求，——即“四个结合”。

　　一是“红、专、健结合”。这是叶剑英对我军官兵要达到高质量高素质所做出的全面的高度概括。“红”，就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优良的思想作风。“专”，就是能熟练地掌握本身的业务技术。“健”，就是要有健壮的身体。他说，我们军队要又红又专又健。红、专、健，就是指德育、智育、体育。必须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只红不专不行，是空谈的政治家；只专不红更不行；但只有红专，没有健也不行，这是“物质基础”。现代战争对人的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身体素质不好，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

　　二是“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叶剑英指出：“技术决定战术，战术是技术和人相结合的运用。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进而学会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效能。因此，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必须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刘先廷《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论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他要求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在分训的基础上要能进行合练。技术训练不但要能“开得动”“打得准”，而且要能“联得上”。战术训练则要能“摆得开”（正确地部署兵力、兵器）、“捏得拢”（实施坚定而不间断的指挥，掌握部队，形成拳头）、“合得成”（各兵种在战斗中协同一致，发挥整体力量）。

　　三是“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叶剑英指出：在训练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训练过程也是研究过程。在训练的过程中，要将训练、战备以及执行各项任务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集中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成功，再运用到训练、战备以及各项工作的实践中去。经过不断反复，总结提高，推动工作，改进技术，发展理论，使学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四是“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相结合”。叶剑英强调，院校要根据部队的实际需要来培养干部，使培养出来的干部，在经过一段实习之后，就能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部队则应选送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院校深造，并热情支持和帮助院校毕业的学员尽快熟悉部队的情况，胜任本职工作。这样既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也提高了院校的威信。

　　叶剑英多次强调，“四个结合”是对军队训练的总要求，也是训练工作的总目标。全军要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奔着这个目标努力。只有达到了这些要求，才算完成了训练任务，才能用来作战。他要求全军：练思想、思想红；练作风，作风硬；练技术，技术精；练战术，战术活。

　　对于教育训练的对象，叶剑英认为主要是四个：院校、部队、机关和军外（民兵和学术）的教育。在教育训练过程中，他要求全体官兵牢固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同时，重视海防边防部队的训练和未来战争的近战训练，特别是夜间训练。此外，为了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叶剑英要求部队不断研究解决训练方法的问题。1963年，他到南京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后，对这一方法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有5个特征。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现实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指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他认为，不能把郭兴福教学法单单看成部队训练的一种具体方法，不能低估郭兴福教学法对全军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事实证明，在叶剑英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全军教育训练的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发扬“抗大”精神，建设抗大式的学校

　　院校教育是军事教育训练的中心工作。叶剑英在领导全军部队进行教育训练的同时，投入极大精力指导和关注军队院校的组建工作。他说：“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叶剑英便身体力行着手院校建设工作。他多次深入院校第一线，了解院校建设情况，出席院校工作会议，亲自给学员讲课，进行讲评，对院校的教育训练给予具体的指导。从1955年开始，他先后主持召开了14次小型院校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着手制定全军院校培训干部的规划。

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在延安

　　对于军事院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叶剑英认为，要“以抗大为榜样，办抗大式的学校”。他在一次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会议上，总结了“抗大”的基本经验：（一）有正确的方针；（二）有坚强的领导；（三）有良好的校风；（四）有正确的教学原则；（五）教学内容少而精；（六）学制短；（七）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八）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九）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十）自力更生、勤俭办校。他指出，办校中要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训练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办校方向。他号召：“全军院校一定要发扬抗大的革命精神，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向‘抗大式的学校’这个目标奋勇前进。”（袁德金《毛泽东军事思想教程》第二版，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为了培养出合格的学员，叶剑英强调要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的训练。他说：“现代战争中，指挥员要善于掌握新武器，能组织和发挥新武器的综合能力。不论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要在同时、同地发挥综合的力量，用以歼灭敌人。没有强健的体制，不能忍受现代战争昼夜连续的战斗活动；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不能忍受这样的大杀伤和破坏；没有现代知识，不能掌握和发挥新武器的综合力量。没有这些，就不能成为现代条件下的军官。”（陈火祥《新时期叶剑英军事干部政治素质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50-53页。）

　　而在军队院校体制方面，叶剑英主张“三级制”。就是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在尉官任职时期没有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干部（包括营以下指挥员和相应的参谋人员），必须进入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教育；由尉官晋升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包括正营以上、副师以下的指挥员或相应的参谋人员），必须进入军事学院完成教育；由校官晋升为将官，或在将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包括各军种、兵种正师以上的军政后勤干部、高级参谋人员和校级以上的学术研究干部），必须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

　　在训练程式上，叶剑英提出了“两股绳”的训练模式。即军官训练分为“完成”和“速成”两种，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主要是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而且多样地解决干部在服役期间的深造与提高问题，其方法是采取轮训或集训。要求学习内容少而精，时间短而少（一年以内）。毕业后通常是留任原职。实践证明，“三级制”“两股绳”式的教学体制是符合军校教育实际的，更是行之有效的。

　　在教学过程中，叶剑英十分强调教学民主。他认为，教学民主既是教学原则，也是教学方法，当教员与学生之间、教员与教员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发生矛盾时，可以通过发扬教学民主来解决。他将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教学准备阶段，主要是指作好教学的准备工作，定出讲授提纲；二是教学实施阶段；三是教学检查阶段，主要是指通过考试来检查教学的效果。

检阅部队的叶剑英元帅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叶剑英还主张坚持教学改革，并将它作为院校工作的重要环节。他要求全军各院校，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1962年3月，他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报告》，针对“两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他建议进一步明确训练任务、内容和学制；加强教员工作，充分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教材，提高教材质量；加强学术领导，严格教学要求，健全教学制度，等等。1963年1月，这份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转发全军执行。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他先后到长沙政治干校等地调查研究，并连续召开西安空军第四高级专科学校、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现场会和北京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改革会议，从各个方面提出了改进院校工作的意见。叶剑英以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军队院校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军事科研，服务军队建设

　　毛泽东指出：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也是搞好军事教育训练的重要方面。叶剑英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在经过深入的调查论证之后，他于1956年向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经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1958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

　　建立军事科学院，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叶剑英指出：“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军事科学来自军事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的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丁家琪《叶剑英与军事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军事历史》2003年第2期19-24页。）对此，他认为，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以之为指针，总结我军的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基于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叶剑英将军事科学的研究范畴划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三个方面。

　　对于科研的原则，叶剑英认为，应该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他指出：“一定要以我为主”，就是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他认为，这四条是个统一体，不能孤立和分割。通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我军战史，摸索一条适合我军发展的科研之路来。在主持和参与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叶剑英还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科研方法：一是“不孤不空”。叶剑英指出，研究机关有两怕，一怕孤立，孤立起来研究；一怕空洞，连篇累牍，没有实质的东西。他认为，“研究军事学术最根本的方法是不断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官兵）。”二是“上山采药”。叶剑英指出，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要以李时珍上山采药写《本草纲目》的精神深入到连队的士兵群众、下级干部中间有目的地去收集资料。三是“深钻探宝”。叶剑英形象地指出：“从事研究工作，就好像地质学家的钻探一样，从一点上深入，针对一点，深入钻探研究辖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宝藏。钻，就是对占有的大量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四是发扬学术民主。他认为，学术民主、学术争鸣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在学术研究上要贯彻群众路线，造成一种钻研学术的空气。要“七分民主，三分集中”，要有“科学研究的民主”，“坚持真理的集中”。五是“牵骡子过河”。针对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用骡子过河来做比方。他说，所有的骡子都要过桥，可有匹骡子不肯过桥，如果不把它拉开，让别的骡子走，一天也走不过去。所谓难题就是不肯过河的骡子，必须想办法把它拉开。有了难题，就要集中攻关，进行讨论，从而推动科研工作的进展。他要求全体科研人员要发扬“攻关”精神，认真进行学术准备，拿下一个一个“攻关”项目。（薛海玲《叶剑英军事科研思想论析》，《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153-156页。）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搞好科研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叶剑英的亲自主持下，《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战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条令条例，从1961年至1964年先后由军委批准颁发全军试行。这些条令条例的颁布执行，加速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