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一、 前言

　　公元二○○三年五月二日，在连横(1878-1936)完成《台湾通史》八十五载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在台北市举办了一项“连横先生《台湾通史》1918”学术座谈会，讨论“《台湾通史》与台湾史研究”暨其续修的问题。与会的史学家虽对于《台湾通史》一书所长期饱遭訾议的史事错漏、史料欠缺、剿袭等问题，仍多少有些批评， 但与会者大体上是肯定《台湾通史》这部史学作品的，除了服其以私家修史而能成风雨名山之业、并延续中国既有的方志传统，最称许该书之成就乃在于首创台湾人修台湾史、并创造了“国史与方志的综合体，反映了台湾历史的独特性”；而且，透过以“台湾人”做为叙述的主体撰写历史，《台湾通史》建立了“台湾的主体性”：后世的台湾人即使对连横史着中“台湾的主体性”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并因而衍生争议，但连横屡屡强调“余，台湾人也”、“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透露着一种「国族精神的自觉」，确使《台湾通史》的撰写被广泛视作“台湾意识”产生的重要里程碑，此亦本书最具影响力之处。诚如前辈台湾史家杨云萍所指陈：《台湾通史》一书尽有所“不备”或“误谬”，然而其“影响之大”和“价值之特殊”，是不容否认的。

　　如吾人忆囊昔梁启超“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之言，《台湾通史》正提供一个场域去讨论一部史学作品在创造或凝聚群体认同归属感的功能。连氏在该书序言写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龟鉴也。”

　　此以历史承载国族正义的作为，为连横在后世赢得“爱国史家”、“保种史家”之令名。

　　事实上，以国族(nation)作为叙述的本体撰写历史，正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生之现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配合进化论式的直线史观，共构了十九世纪以来至廿世纪中期最流行的撰史范式(paradigm)。该套范式在过去一个世纪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其随着欧美力量与思潮之东渐，及于日本及中国史学界。中国史学界在二十世纪初始时，沸沸汤汤进行的一场“史学革命”，其首要特征即是国族主义史学，其内涵就在对中国“过去”的历史表述主体予以廓清，并结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原则，因以建立以中国“国民”为主体的“新史学”。

　　这一套由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新史学论述，到了五四时期经与胡适所宣扬的实证主义方法结合后，成为渗入科学意义的论述结构，对其后的中国史学具典范式的影响。这种以国族为主体的现代史学论述，又透过日本与中国史学家的媒介，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对一九四九年之后的的台湾史学界有深远影响。然而，连横写作历史的活跃期在一九一○年代，受到当世西方现代史学之影响其实有限。细剖渠之历史写作方式，实系宗司马迁之遗风，在《台湾通史》一书的〈凡例〉中，连氏自白：“此书略仿龙门之法，曰纪，曰志，曰传，而表则入诸志之中。”

　　由是，在结构与史观上，连横实上承司马迁在中国西汉时期着《史记》时所开创的纪传体。其中纪以系年，为汉代以降传统史学标明时间向度的重要史学写作模式(themodel of historiography)，此模式又与中国史学传统的“正统观”互为表里。“正统论”既为中国史学之根本精神，而“正统”之标准，依明人丘浚之说：“华夷之分”、“君臣之正”、及“父子之心”。

　　因此，中国的史家在鼎革之际，往往着史立说，以正统为衡量政权合理性的标准，贬谪僭逆，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又往往于国沦于异族铁蹄之下时，以正统之论伸国族之义，故有“国可灭，史不可灭”之说。此亦连横在台湾割日后之所以撰《台湾通史》也。“台湾固无史也”，故连横尝引清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自惕“台湾人知台湾史否”，且认“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

　　阅连氏之《台湾通史》，有关“严华夷之分”的观点，俯拾皆是。因此，连横的史学被后来的许多评论者视为一种“国族史观”(或称为民族史观，在这里为了行文的统一性，容以国族来代表西文”nation”)。究其实，在写作《台湾通史》时，连横不见得对现代之“国家(state)”、“国族(nation)”、及“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意义有清楚的认知；因此，渠书中凡指涉到“国”、“族”等的字眼，自不宜径用现代国族的观念去比附——事实上，后世学者对连氏书中的国族观究竟孰是争议，也源自于这样的不当比附。但是，连氏《台湾通史》产生于在传统的族群认知开始崩解、并且向新的国族观念转换之时；所以，这部史学作品系一具代表性的文本，可资为研究当时台湾的菁英份子如何去想象我族与他族的界限，并且这样的国族想象既受传统“中华、外夷”观点的制约，又受移民及台湾割让等共同历史记忆的影响，是否有益于台湾国族意识(nationalconsciousness) 的形成。此即本文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