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台湾光复之初

　　945年10月15日，国民党70军（军长陈孔达）在美国第7舰队的支援下，由浙江宁波港启程，前去“ 光复”台湾。一个特殊的情况使我随这支军队去了台湾。在台４个多月的经历，让我直接了解到国民党接管与统治台湾最初阶段的一些情况。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那些深刻的印象依然历历在目。把它写出来，也许对观察与了解今日之台湾问题，会有些参考价值。  

　　

　　　　“光复”之旅很混乱 　70军光复台湾，准备工作显得仓促而不严密，军容、军纪也差  

　　

　　　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光复被日寇侵占50年的台湾，从各方面看（收复失地、保持领土完整、提高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等等），都是件历史性大事。那时，日降不久，岛内情势还相当复杂。原日本占领军的气焰一时尚未完全消除。据说，原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曾扬言，要中国军队来台与日军较量较量，他还曾在幕后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在这样的背景下，70军登陆台湾、实现光复台湾的壮举，理应是个重大、严肃因而周密规划的行动。国民党最高当局如何擘划，不得而知。但从所接触的一些情况看，准备工作似乎是仓促而不严密的。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忙于从大后方赶赴各沦陷区进行“接收”，特别是从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抢占地盘。70军于1945年9月中进宁波城，报上原说是来“接收”的，10月上旬忽然就说要去光复台湾。就在15日登舰前不久，才通知将在3天内开拔赴台。行前发了一套新军装、军鞋外，并无任何特别的动员、“训示”或“告诫”，更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训练与准备工作。  

　　　　15日在宁波港登舰与接着在基隆港登陆的组织工作以及军纪、军容也差劲。这么一个要与美军协同进行的重大行动，居然事前没有在现场安排翻译人员（军长陈孔达自然配备有译员，而且英、日文各一个，都是上校头衔、留美、留日的，不过那是另一码事）。当天在宁波的甬埠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有谁能讲英语？”）。笔者虽懂英语，但并未被安排当翻译，此时竟一时冲动，自告奋勇地答道：“I can.”（“我能讲”），就这样上前站到了美军军官身旁，权且充当了翻译，协助美军让“国军”登上了军舰。整个登舰行动，从午间开始，延至下午5时许结束，大约花了四五个小时。  

　　　　十来艘“盟军”第7舰队运输舰与护航舰成一字纵列，劈波斩浪，横渡波涛汹涌、且战事甫告结束的台湾海峡；那几米高的波浪不断涌过甲板；舰身上下左右摇晃、时时颠簸不停（台湾海峡素以风高浪大着称），那情景确是颇为壮观。可是，70军在基隆登陆的情况却毫无壮观可言。相反，它比较混乱。战后的基隆港本来就陈旧。那天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记得并无巨炮之类的大型武器），相互争道，抢着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70军当初是由国民党当局急遣至宁波地区会同地方杂牌部队，阻挠当时已包围宁波城的中国共产党浙东纵队（宁波人通称之为“三五支队”）解放宁波等地的。它不是国民党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没有配备什么先进的武器。就服装而言，临行前发的一套草绿色军服是布质的，发的鞋，不是皮鞋，而是胶布鞋。当时的宁波报纸形容登舰的“国军”“服装整齐” ，其实如此而已。台湾同胞拿这支部队的装备与军容与日本兵相比较，想必会有看法。70军政治部刚进驻时缺乏警卫武装，竟一度让一些刚从普通中学出来、根本未经军事训练的“政治工作队”队员站岗放哨。他们扛的步枪上的刺刀有的锈迹斑斑。有位与部队相邻、与队员混得比较熟的台胞，曾指着刺刀说：“这枪上的刺刀怎么是生锈的啊！”  

　　　　“国语运动”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使祖国这个宝岛上处处留下了日本的影响。到达台北时看到许多台胞穿着木屐在行走。他们讲的除闽南话（李登辉所说的“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话）外，就是日语。我们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走在街上，与当地同胞语言隔阂，大有身在异域之感。上街购物，与人交往，都很麻烦。只有用书写，加上过去或新学来的一点“ 洋泾浜”日语，才能勉强应付。语言沟通问题，是当时大陆来人（所谓“外省人”）与台胞接触乃至整个“光复”工作中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积极推行“国语（即普通话）教育运动”，也就是“国语学习运动”。台湾行政长官（那时不叫省长）陈仪在到台后不久发表的“施政要点”中说，希望台胞三四年内能说国语。据说，台湾省教育处还为此报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调派该部“国语执行委员会”委员魏建功、何容及干事王炬等来台协助。 

　　　　“国语运动”的推进方式，一是在正规学校内实施国语教程。当时有的学校如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台北“静修女校 ”（该校教士有好些是菲律宾裔），在日降后很快就停止日文课程，延请来自大陆的老师（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年人）讲授国语课。该校还开始在音乐课中用国语教唱歌曲。有的老师教唱的且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群众性的业余学习，特别是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人士前来参加。这类学习基本上是免费的。此外，社会上也有人看准时机，出来兴办国、英语补习班。如台北就有个叫阿甘莱的菲律宾裔台湾人（当时台湾这类人不少，其中多数是女佣），央人出面，替他兴办了“阿甘莱国、英语补习学校”，校址借用了“静修女校”的课室。这类学校是收费的。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踊跃（举办此类学校者大都发了一笔小财）。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由70军政治部借用当地中、小学教室开办的十余处“国语补习夜校”，处处爆满。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有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职工、商贩和普通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认识老师，也有相互招呼的，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人很安静。  

　　　　当时使用的是类似一年级小学生用的启蒙课本。学生们无论老幼都学得很认真，务求把每个字的语义，特别是语音搞清楚，有时简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般补校、夜校，往往开始时学员众多，尔后逐渐有人坚持不下去，人数不断减少。但“国语补习夜校”，始终不见减员，极少有中途辍学的。当时有的报刊说，台湾老百姓“拼命学国语”，此话毫不为过。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师通过教学，与学生结下了友谊，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国语学习成了构筑友谊的桥梁。国语在台湾的普及，从长期看，有赖于经常的学校教育，但光复初期那个“国语学习运动”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国语热”，无疑功不可没。  

　　　　普通话在台湾的普及对增进台胞对祖国的认识与理解、对促进两岸交流，乃至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据报道，“民进党”个别领导人居然鼓吹什么讲“母语”，即指以闽南话替代普通话，那就是企图逆历史潮流而行了。  

　　　　宝岛台湾台湾当时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的条件，比大陆为高  

　　　　当年一到台北，除遇到语言障碍外，突出的感觉是：台胞的待人接物与社会风尚，处处带有日本的烙印。同时，市区也留有战争的痕迹。据说，约有1／5的地区，包括原日本驻台总督府部分房屋被盟军炸毁（但总督官邸仍基本完整）。台胞们的衣着比较旧些。商店货架上的商品比较匮乏。  

　　　　不过，台湾依然是个宝岛。从当时动荡不安的大陆来到这里，尤其让人感到它的安宁、美丽而令人惬意。此地气候宜人，水果丰富而且价格便宜，还可品尝到热带、亚热带的杨桃、芒果、槟榔等等。蔗糖很丰富，产量战前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古巴、爪哇、印度（70军政治部临时驻地————博爱医院原址内，有院方留下的成大缸的白蔗糖，可随时取用）。  

　　　　当时，躲避盟军轰炸的市民已陆续返回，市面逐渐热闹起来。不过那时台湾全省人口不过600万，台北市人口约30万。街上车辆不多，空气清新。市内不少街道宽敞整洁，两旁有棕榈树掩映，徜徉其间，心旷神怡。那时台北除原总督府显得略高外，并无什么高层建筑。住宅多是日式平屋，四旁常有草木环绕。有人说，当时的台北幽静而带有诗意，并不为过。 

　　　　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台湾同胞的文化教育水平。日本统治台湾有很厉害的一手，就是推行“国民教育”，实即 “皇民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它麻醉台胞的思想，但同时确也使他们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台胞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很普及。当时的国民党官员公开说，台湾国民教育的发展居全国之冠。从所接触的情况看，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是识字的（那时当然首先是日文），妇女普遍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常常可以看到小贩或人力车夫在阅读书报。日本“帝国大学”台北分校（今“台湾大学”前身）规模宏大，自不待说。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乡镇里最好的房屋建筑，往往不是富人的宅院，而是“国民小学 ”的校舍（大概由于这个缘故，凡是这类地方，遇到水灾之类的灾害时，人们常常躲到校舍去避难）。连音乐教育也比较普及。懂五线谱的很多。许多家庭都有钢琴；家境差的也有风琴，能弹琴的自然不少。尤其是女子（所遇到的有好些身材高挑，性情温和），能弹琴、唱歌的更多。台北公园每周三、六，都有水平相当高的音乐演奏。  

　　　　文化教育的普及，也使台胞们有讲礼貌、讲卫生的好习惯。日语的“请”，是经常挂在台胞嘴上的。到别人家去访问，敲门同时，总要用日语问“有人吗？”台胞有经常洗澡的习惯。台北多温泉，大自然也给他们创造了讲卫生的条件（那里的一般澡堂，大概是日人影响的关系，其设施有点不同于大陆的习俗，通常是进门处坐着个收费的，男女浴室经他身旁分别入内，但进去后公共女浴室门口只挂个布帘，与男浴室之间并无什么严格的隔离）。同时，台湾的医疗机构也比较发达。一类是官立医院，一类是私立医院。官立医院当时全省共12所，其中原台北“帝大”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据统计，台湾平均每2398人中就有一名医生，这在当时的中国各省中，大概是比例最高的。  

　　　　不过，在台北诗情画意的背后也还有另一面：这里有不少色情场所。据说，就在战前，台湾的妓院、妓女是“出名”的。据台胞说，霍乱、鼠疫、甚至疟疾在台湾几已绝迹，但还不曾听说性病这种肮脏的传染病已从这块土地上消失。总之，当时台湾的色情业虽不如今日台湾之泛滥，但台北那些阴暗场所就已经是一些贪官污吏、生活糜烂者寻花访柳的“乐园”。 

　　  

　　　　腐败官吏的乐园  

　　

　　　　国民党官员在接收台湾后，也大搞“五子登科”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当时被谑称为“劫收”）大员，乘机大肆贪污舞弊，搞房子、（金）条子、（钞）票子、车子、婊子等（所谓“五子登科”），简直比比皆是。在台湾，当然不会例外。  

　　　　搞“五子登科”首先是官位子。1945年10月国民党派遣至台湾的接收人员，除70军外，行政人员的人数很有限。在台的官职一时成为美差。在这少数行政官员的顶层，是以行政长官陈仪为首的、由国民党中央钦定的一群“接收大员”。在他们周围的则是利用各种关系、依附于他们的中、上级官员。其中有的人初来时并未担任行政官员，只是为了抢占先机，先跟着70军过海峡，然后再谋求官职。比如前述陈孔达的日文翻译，即由宁波地方势力推荐，先安插在70军政治部内充任“上校”，到台后不久，便谋得台南专卖公署主任的职务，“ 弃军从政”去了。台省所有重要官职，百分之九十九，都为这批人及其亲信、关系所占尽。那时大陆上失业者众。不少人、尤其年轻人想来台谋得一官半职，或想为光复与重建台湾作点事的，都不得其门而入，遑论被视为接管对象的台湾当地人。记得当时在台湾上层官僚中点缀的所谓本省人，只有省议会议长黄朝琴等少数人。  

　　　　耐人寻味的是，还有个别商人，借助于官方关系，也在光复之初赶来台湾，抢占商机。比如有位上海某商行的年轻经理，也不知如何打通了关节，先“考入 ”70军政治部政治工作队，作为队员随军来台，不久便辞去职务，摇身一变，成为与上海一家贸易公司联号的基隆某公司经理。要知道，那时战事甫停、海上不靖，海上交通极度不便。除沪、浙、闽有少数机帆船为贸易冒险往来海峡外，通航的大型船只极少；至于飞机，那是高官们专享的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能靠特殊背景、搭美舰抢先来台，占据商机，那真是占尽便宜了。 

　　　　这些来自大陆的官吏一到台湾，在忙于接管工作的同时，恣意寻找与享受犬马声色之乐。北投一带的温泉宾馆就成了他们纵情享乐的去处。70军政治部主任周汉仪（少将）到台后不久，便在那里设宴招待美国驻台陆军司令荷礼上校（国民党官吏对美军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荷礼驻台短短三四个月时间里，周汉仪这个少将先后两次宴请那位上校，却不见后者还过一次礼），同时借机邀请该军各师师长们“作陪”（结果也是一二个客人，一大堆陪客）。他们弄来一些台湾年轻女子，在餐后舞会上做舞伴，还召来乐队助兴。这帮师长当美国军官在坐时，还装点斯文；一待他们离席，便个个丑态百出，各自拥着一位女子入单间浴室鬼混。据说，其中有的女子以后就成了这帮师长的“小蜜”。周某本人则“近水楼台”，企图玩弄“政工队”内一白晰美貌的女队员。此事竟很快为其在大陆的发妻（一个跑江湖码头式的“女强人”）所获悉，后者很快便赶来驻地。接着就在那位女队员宿舍内演出鸣枪“示警”的丑剧。陈孔达的那位日文翻译官到台不久，不知怎的就勾搭上一日本女子，在那女子的日式宅院内与她半公开、半秘密地姘居。上梁不正下梁歪。派驻台北外围的70军某营指导员居然跑到政治部来表示想去有女招待的酒楼“玩玩”，政治部竟还派人作“向导”。一些初出茅庐、高中毕业不久的“政工队”队员们集体上妓院作乐。有的中下级军官公然走街串巷去寻找妓女与暗娼。官吏之腐化与军纪之坏，可见一斑。 

　　　　至于房子、汽车，经盟军轰炸得以保存下来的华丽的总督府官邸（有位记者说，在重庆数年还不曾见到过有类似的高级官邸），由高官享用，自不待说；不少小巧玲珑的日式住宅，都纷纷为高级官吏所占用。那时台北汽油奇缺，汽车是稀有的奢侈品，仅有的一些黑色轿车，统统为高官所有（比如70军政治部主任周某就拥有一辆）。普通公务员、老百姓要雇辆汽车去北投玩耍，都难如登天，因为车子、汽油都少，少数几辆出租汽车轻易不敢跑长途。至于市内公共汽车，几乎名存实亡。要想搭公共汽车，往往要等上近一个小时，才会有辆破旧的公共汽车蹒跚而来，想要靠它准时上班，根本不可能。与之对比，高级官吏所乘的黑色轿车则呼啸而过，因此而感到愤愤不平的，不只是本省、也有外省的下级公务员和台湾老百姓。  

　　　　干贪污的勾当，自然比较隐蔽，但被检举揭发的也不少。国民党当局那时在台如同在大陆，惩办贪污案件，只打苍蝇，不打老鼠。一些“老鼠”逍遥法外，大有人在。据报道，在笔者离台的当年（1946年）8月份，国民党中央政府派了个“闽台区接收清查团”来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始一阵子煞有介事，引起台胞们的希望与欣喜，但直到次月上旬只办了几起小贪污案，便“风平浪静”。最后拖到离台前两天，“清查团”才在舆论压力下，召开记者招待会，揭发省贸易局局长于百溪和专卖局局长任维钧的两大贪污案，声言该团“不单打苍绳，还要打老鼠”。但下文呢，也只是说将“面呈陈长官处分，并移交法院办理”云云。  

　　

　　　　凋敝的经济 

　　

　　　　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取而不予”的方针  

　　

　　　　台湾原本富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且已日渐走上工业化道路，但经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垄断、剥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掠夺，经济已趋衰落。国民党的接管又是继承日人衣钵，采取当时在大陆的那套办法，实行全面垄断、“取而不予”的方针。这无疑给当地的台省经济雪上加霜。  

　　　　省贸易局、专卖局垄断了全省的经济命脉。举凡烟、酒、茶叶、水泥、烧碱、樟脑、汽油和煤炭等统统受统制。据说，要向贸易局买几吨樟脑之类的货物，都非常困难。原日本人独占的大小企业、工厂770余处，由国民党接管为官营，但开工的据称不足百分之十。仅此一项，失业工人当在十余万之众。农业方面，光复后，肥料供应不足，次年又遭飓风袭击，农舍、农产物毁损很多。渔业也因渔船、渔具的缺少和补充不足，生产不如往昔。  

　　　　市场上商品匮乏，价格昂贵。笔者1945年11月间购买一套玄色哔叽西服，约需台币1000元（友人给的优惠价为800元），大概相当下级职员2个半月的工资收入。烟、酒等更贵，而且质量不好。好在台湾当时不用“法币”( 大陆上通用的货币），而用台币（据说原是金本位的），所以物价涨幅初时还不明显。一进入1946年，受大陆物价加速上涨的影响，台湾物价也节节攀升。就连台湾极其丰富的蔗糖，由于官商勾结、屯积居奇、运销上海等处，也不能免于价格之上升。特别是粮价，上升尤烈（据说在1947年初大米由每斤18元涨至57元，而且人们还担心买不到）。一些小学教员还几个月领不到薪水（这在当时的大陆司空见惯），下层公务员（外省与本省的）要把月薪的2／3花在饮食上，而且“三月不知肉味”。物产丰富、粮食一年产出可供5年之需的台湾（过去日本人把它当成“取之不尽”的粮仓），在国民党接管并不太久之后竟发生这等情形，实始料所不及。  

　　

　　　　从热情陷入失望  

　　

　　　　民众的热情急速减退，甚至逐步转变为失望乃至对立的情绪  

　　

　　　　到台仅4个多月时间，就亲眼看到台胞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从热烈欢迎、满怀希望，转变到失望、不满乃至反对。这个变化，其程度之剧烈与时间之短促，令人震惊。  

　　　　当初70军及陈仪一行来台时，一路上都是热烈的欢送与欢迎。当时部队登陆虽然忙乱，但台胞为光复与回归祖国表达的欣喜与欢迎之情，还是让人心里感到热呼呼的。  

　　　　最感动人的是：1945年10月25日，即陈仪到达的翌日，为欢迎他的莅任、庆祝台湾光复而举行的台湾地区日本投降仪式的庆祝典礼（这一天就定为“台湾光复日”）。为此，台湾全省各地市民及代表事前纷纷集中台北。是日，在举行庆典的原日本总督府广场上，人山人海，锣鼓齐鸣，旌旗蔽天。印象最深的是，旌旗中有绣着龙凤的旗幡，飘着长长的飘带，像是旧时（或许是前清）保存下来的喜庆时节使用的吉祥物。台胞举着这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旗子来迎接回归，更烘托了他们胸怀祖国、喜庆统一之情。庆典上，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原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主官陈仪则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版图。会场上顿时掌声、歌声、欢呼声与谈笑声汇成一片欢乐与喜悦的海洋。会场上气氛之热烈与民众情绪之高涨，身临其境，不能不为台胞热爱祖国的情怀所感动而热泪盈眶。  

　　　　的确，在光复后一个短时间里，台胞曾经把国民党政府的到来，看作是解放于一朝，以为从此可重见天日。他们除在光复庆典上表现了极大热情外，又在事后举行全市（台北）游行；许多家庭还张灯结彩，祭告先祖。他们还曾把“国军” 看作是抗日英雄（应当说有部分国民党军队确曾浴血抗日），对之采取敬佩与友善的态度，有的姑娘甚至把爱情奉献给了个别军官。由政治部组织演出的抗日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观众总是场场爆满。如前所述，台胞们还曾掀起很大的学习国语的热潮。有记者说，当时台胞“兴奋与快乐的情绪，诚非笔墨所能描写”。  

　　　　然而，曾几何时，民众的这股热情竟急速减退，甚至逐步转变为失望乃至对立的情绪。短短的大约一个季度的时间内，接收官吏的贪污腐化、政治与待遇的不平（即使是同一等级的公务员，本省与外省人的待遇也有不同）、军纪的败坏，市政（尤其是交通）的废弛、供应的紧张，最后是物价的上升与生活的困顿，所有这一切一下子使台胞陷入失望的深渊。这种情绪很快形成一种要求抗争的政治倾向。于是，在省议会上举凡议员发言攻击当局的，说到激烈处，旁听席上的民众便报以鼓掌与喝彩；凡被视为替政府护短的，上午发言，下午报纸上便会群起而攻之，甚至被骂得焦头烂额。民众与官兵在街上争吵与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也有日占时期豢养的台湾“浪人”乘机兴风作浪的）。有两位台湾大学的学生曾在私下向笔者流露，他们真想组织起来与当局进行斗争，但那时他们已察觉有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在四处监视而有些犹豫与胆怯。本来，欺压台胞的主要是少数上层权贵，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台胞渐渐对所有接收官吏、官兵乃至外省人都侧目而视了。  

　　　　国民党当局在光复之初，就把在大陆的腐败与黑暗统治搬到了台湾。这给以后的台湾问题带来恶劣而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所作所为的这段历史，其教训是深刻而发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