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首战平型关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敌坂垣第5师团。坂垣本人在中国呆了很久，他的全名叫坂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早在1929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坂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有些名气。坂垣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气焰骄纵得很。他错误地估计我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没有想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甚清楚，只是在平型关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了解到的。

　　1937年9月的一天，在干部会上，我简要介绍了日军由灵丘西进的情况。同志们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胜仗。我军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交通线，阻敌增援；以343旅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林彪讲完兵力部署后，我讲话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组织提出要求。会议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赶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待命。

　　我抓紧空隙，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平型关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我部队正好埋伏于此。

　　24日，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傍晚，师部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我和林彪在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343旅本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344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天下起倾盆大雨。干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趟过去。师里虽然有工兵营，也能架桥，但是，水势凶猛，大雨滂沱，短期内难于成功。徐海东同志的344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这个意见。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685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686团。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23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三百余名。

　　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雨停了，天也亮了。按照预定计划，将大部兵力部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同时派出了一支部队迅速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造成两面夹击的阵势。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这时，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这是坂垣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4000千多人。前面是100余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大车，除军用物资以外，车上坐满了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敌人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真使我们难于忍受。他们没有什么防备，因为他们南下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部：敌军已全部进人伏击圈。清晨7时，我们下达了攻击命令。战斗一开始，全线部队即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展开猛烈袭击，一下子把它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与后期的不同，他们抵抗得十分顽强，虽然失去了指挥，仍分散着跟我们厮拼。有的爬在车轮下和沟坎上射击，有的向坡上爬，妄图夺取阵地。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敌军的伤兵与我们的伤员打成一团的情况，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敌人虽然很顽强，但无法抵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一部分被歼了，一部分向东跑池逃跑了。

　　到中午，战斗临近结束之前，我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的公路。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当我们完全控制了这条山沟时，马上按预定计划，命令一部分部队向东跑池一带的日军进攻。这里原定是阎锡山部队阻击的目标。当我们在十里长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按预定的作战计划行动。敌人经东跑池突围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仍旧按兵不动。这样，东跑池的敌军未能全歼，黄昏时，突破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阵地向北逃窜。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1000余人，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多辆，缴获九二式步炮1门，炮弹2000多发，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战马50余匹，其他武器辎重甚多。还缴获了一批作战地图和文书。听到我军打了大胜仗，附近山沟的老百姓，都自动出来帮搬战利品。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686团副团长杨勇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连长曾贤生同志带领战士们上好刺刀冲下公路时，高喊着：“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他首先冲进敌群，在肉搏中光荣献身。担负穿插堵击任务的一个连队，打得非常顽强，全连干部除一人以外，全部负伤，三个排长英勇牺牲。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另外，从指挥上讲，我们选择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两面夹击，在狭窄的山谷给敌以突然袭击，使它的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从敌军方面说，异常骄纵轻敌，也导致了它的这次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在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混乱战局下，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着文写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会战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续范亭先生的估价，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对这次胜利的看法。除此，饱受日本侵略的华北人民，从此次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信赖的。这为后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平型关战斗，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尤其是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平型关战斗胜利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