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讲话:“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为此,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它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随时局发展,军委会先后组建了战干1、2、3、4团,而战干2团(团长蒋中正、副团长李宗仁)前身是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第1期学员受训8个月毕业,其学籍后来叙列为中央军校第14期政治科学籍;虽名几易,终归黄埔。
徐州招生成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第一声枪响,揭开了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在淞沪又展开了第二个战场的英勇抗战,用血肉和生命,争取了八年抗战胜利的契机。中国军队当时武器装备,较日军相差甚远,因而平津相继失守,平津大专学生及知识青年、公教人员,大都由两个通道纷纷南下,一由北平至武汉,一由天津至徐州。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除由水路由长江去汉口,大部亦由浦口北上至徐州。当时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指挥津浦铁路的防御。辖区北自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包括山东全省和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的大部。时任第五战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刘汉川,眼见大批流亡学生失学、失业,报国心切,请缨无门,悲悯万分,遂挺身而出,向李宗仁建议将此批优秀青年收容甄测训练,俾充抗战实力。李宗仁采纳其建议,并于12月在省立徐州中学成立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简称青年军团。
青年军团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团长,副团长张任民(中将),教育长潘宜之(中将)。青年军团下设政训处(处长黄季陆、刘世衡)、军训处(处长邓昌藩)、总务处、军需处、军械处、军医处等。青年军团编有4个大队及1个女生大队;第1大队少将大队长梁松樵,第2大队上校大队长陈大中,第3大队上校大队长陈步藩,第4大队上校大队长张敬,第5女生大队少校大队长裴曼纳。其他队职官大部由广西籍军人担任;教官有匡亚明、张百川、佟子实、安翰华、许德瑗、温朋久、郝惊涛、何德润、许大川、满吉云等。进步诗人臧克家在宣传科工作。
冒雪迁移潢川
1938年1月,日军已逼近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团长李宗仁指令青年军团迁到河南潢川训练。临行前一天下午,青年军团在徐州中学大操场集合,聆听李宗仁训话。李宗仁站立在方桌上,报告开封军事会议蒋委员长下令扣押韩复榘法办之经过详情,长达两小时之久。那天天降大雪,气候严寒,学员们身上灰棉军服落满了积雪,活像一队队人工塑造的雪人,但会场秩序极为严整。青年军团当夜从徐州乘火车经陇海线郑州转平汉线信阳下车,正值大雪纷飞,天地苍茫,学员们稍停即徒步行军,东向潢川进发,经光山、罗山等地,于泥泞中跋涉240华里,到达潢川县城。
潢川是河南省的大县,位于信阳东,历史悠久,是豫东南之重镇,控制进入大别山之咽喉,有信潢公路可达。在全中国的县中,潢川县治有两座县城,尚不多见。两城之间有一条两丈来宽的溪流,人们管它叫沙河(小潢河),河水向东流,河上有一座丈多宽的石桥,连接两城的交通,河南岸为南城,河北岸为北城(此城较大,街市繁荣,团部所在),因有小潢河穿过故名潢川(又叫双城)。可谓:一水东流,城分南北,长桥相连,吕字篆书,独具一格。1、2、3、4大队在北城,第5女生大队住南城。有人站在沙河桥头,打趣说:“这小潢河好像天上的银河,隔开了牛郎织女!”
军政训练有序
青年军团迁到潢川以后,又在豫东南、安徽、鄂东北一带继续扩大招生,学员达5000人。其后不久,李品仙部11集团军学生军200余人由安徽寿县调到潢川,并入青年军团。青年军团于1938年1月底正式开始训练。
训练期间,学员每日黎明起床,全副武装,集合北城专署前广场,举行朝会、升旗。沿路各队军歌嘹亮,此起彼伏,划破了寂静的早晨。朝会司仪为一少校军官,声音洪亮深沉,精神抖擞,尤其是领导唱歌及高呼口号,最能贯注全场。上午下午两操三讲,晚间座谈讨论。
主要训练科目有:抗战建国、总理遗训、政治经济学、民众动员与组织、军队政治工作、乡村建设、游击战术、谍报勤务、步兵操典、广西的“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等。具体到大队则各有侧重,政治队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军事队则为三分政治,七分军事,其中有500余名于5月结业后,又考入中央军校6分校。在野外演习,到处是菜园、粪肥、粪坑。就地卧倒时,阵阵臭气逼人,有的学员忍不住手掩口鼻,被队官发现即受责罚。另外,打靶是实弹射击,目标是空煤油桶(内装石灰);距离100公尺,卧姿有依托。三发全冒白烟,表示命中满分。投掷手榴弹让学员们感到很刺激,甚至惊心动魄。有位女同学一时紧张,将已产火之手榴弹,丢落自己身后附近,教官急令蹲入其投弹之散兵坑内,手榴弹虽然爆炸,未造成伤亡。野营大演习时,由潢川沿商城公路,攻向商城,在120华里地区内,有旅次行军,战斗行军,遭遇战而阵地攻击,无不逼真,就是女同学也不例外,遇到河川,任何人不得走桥上,必须战斗涉水而过,大队长也脱下马靴,身先士卒前进涉水过河。通过训练,各队学员掌握了战时必需的政治、军事知识,为训练结束后到敌后和抗日前线从事抗日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
要员名流演讲
在训练期间,来潢川讲演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将军,还有章乃器、郭沫若、黄炎培、陈豹隐、张志谦、杜重远、何思源、雷法章、张之江等名人;演讲内容有军事、政治、经济、财政、国际等问题,使学员能了解敌我形势而利抗战工作。
在徐州会战前夕,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将军莅临潢川演讲,历时3天,这是团中一件大事。同学们久仰白将军之卓越军事才能,知道他在广西实施地方自治,推行“三自政策”,多所策划,亦具有政治才能,今能目睹风采,实属幸会。白部长身着戎装,精神奕奕走上讲台,面向全体同学训话时,声音铿锵有力,句句动人。讲题是“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内容大致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眼前之军事失利,并不足忧,乃是诱敌深入,期望全国同胞不要气馁;对敌作战,政治重于军事,我们不仅要巩固后方,并要向敌后挺进,争取沦陷区广大之民心,孤立敌人,使敌人仅占据点线,无法动弹。诸位毕业后,不仅分发军中,并可能分发到地方,不仅到前线,并且到敌后去组织民众,促进军民合作共歼敌人。其语实警辟,发人深省,同学均为之感动。在朝会上,另有48军军长张义纯及31军军长刘士毅报告前线战况。
最受欢迎当属冯玉祥将军的讲话,幽默诙谐又富哲理,他一开头便自问自答地说:“什么是‘公理’?‘公理’是一千米达。什么是‘人道’?‘人道’是在房檐底下啊!日本侵略中国是不讲‘公理’,不讲‘人道’的,‘公理’没有了,只能说一千米是一公里,‘人道’是没有的,马路虽宽,但中间走汽车,旁边走自行车、马车,人只好走最外边,‘人道’岂不是在房檐底下吗?”他讲的这些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次失败讲演
某日朝会,教育长潘宜之特别请一位瘦弱长者上台,并介绍说:这是乡村自治专家梁漱溟先生,因在山东邹村办理地方自治甚具成效,所以团方特请前来讲演。梁漱溟在热烈掌声中即席讲演。讲题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内容大概是日本强胜之道与我们抗战之对策,预计讲授两天。不意第一天讲述日本之军事策略,分析敌我兵力,表示敌强我弱,因时间已到,明天再讲。就在其刚转身下台时,听讲队伍中突然有人高喊:“报告,这是不是汉奸言论?”,梁漱溟驻足一楞,全场也为之震惊,教育长潘宜之急请梁漱溟下台返团部休息,随即返身喝问:“何人喊叫,站到台上来。”队伍中有位山东籍同学上台,潘宜之问其姓名,彼答:“张祖基”。潘宜之先是厉声道:“你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后见梁先生已走远,潘宜之又委婉地说:“团方请名人来讲演,好比是请厨师做菜,味道好的,就多吃几口,不合胃口,就不要吃。梁先生是当代名学者,他讲题大意是介绍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之励精图志,所以才有今日之强来侵略中国,我们应该发奋图强才是,不过尚未讲完,好比菜还未做熟,你就说不好吃,是不对的。”说毕,即令张祖基归队。当时同学们抗日情绪高涨,说日本之好,实难入耳,张祖基此举乃发于爱国情操,因而团部未予处分,但梁先生之讲演到此结束。
田汉上鸡公山
青年军团增设艺术大队,又称抗敌剧社,共有三百多位男女同学,由大队长兼社长万赖天率领离开潢川到鸡公山上受训,这里是避暑胜地,山上有幢幢洋房,均为达官贵人的别墅。大队部、教官、学员宿舍,均各占别墅一幢。戏剧、音乐、绘画教官有洪深、沙蒙、章泯、张水华、严恭、沙梅、林路等。
4月底的一天,田汉由教育长潘宜之陪同,来鸡公山检阅文艺队的学习成绩。当时,田汉刚刚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艺术宣传处处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3厅厅长),上山时身着戎装,神采奕奕。绝大多数学员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自然把田汉的到来,看作山中一件大事。白天,田汉兴致勃勃地看学员们排戏。晚上,各队挑选出《马百计》《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戏在广场演出,请田汉检阅。田汉平易近人,热情豪放,和同学们一起席地聚餐时,还唱了一段《天霸拜山》。他风趣地说:“我今天上鸡公山,也是来拜山的。”第二天上午,在“抗敌演剧队”授旗仪式上,田汉亲自将队旗授予前去台儿庄劳军的演剧队。授旗后,田汉向全体学员讲话,勉励同学们加紧学习,早日带着自己的艺术武器,走上抗日战场。
此间来者还有不战而退的韩复榘,但他可不是来拜山的,而是来下葬的。对于韩复榘葬于鸡公山的历史,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据军团学员段世昭回忆:“后来我们在鸡公山受训,韩复榘的墓就在不远的山脚下,一堆黄土,竖着一个小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我们常到他墓上撒尿,有时会将小石碑拔起来倒着竖。”
谢冰莹到潢川
谢冰莹是黄埔6期生、着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从军日记》是在北伐战地写成的,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而一举成名。抗战初期,谢冰莹又写了《来到了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巡礼》。
1938年3月,谢冰莹去抗敌青年军团访友裴曼纳,二人留日时同住一室,友情深厚。谢冰莹先到的是团本部,在那里见到了裴曼纳和几位女政治教官,只见裴曼纳上身挂着斜皮带,脚上穿着有钢尾巴的皮靴,军衣领子上面还钉上一对两金线,一颗金星的红地领章,俨然像一位翩翩青年军官,比之住在东京“樱之家”里的“阿裴”,已活泼千百倍了。
裴曼纳是青年军团女生队大队长,她不但告诉谢冰莹关于青年军团的许多详细情况,而且还领着她去参观女兵们的寝室和课堂。的确,这里充满了革命气象,充满了亲爱精诚,当谢冰莹走进院里的时候,正值普通政治训练组的学生在操场上课,她们不用讲桌,也不用黑板,每一个人随身带着一条小凳,一块图画板,便露天坐在操场上讲起来。当她们知道来参观的是大名鼎鼎的谢冰莹,马上要求这个不速之客给她们一次讲演。谢冰莹很自然就答应了,教官忙于集合学生300多人,就在操场上开一个不到一小时的演讲会。彼此客气了一番,互相以努力领导群众,参加抗战相勉励。演讲完毕,谢冰莹又给学生题词:“只要青年不死,中国决不灭亡。”接着便是晚餐的时候,为了想要知道女生队更详细的生活情况,谢冰莹拒绝好友裴曼纳出外晚餐之约,要求同女兵们一起吃饭,虽然只有两三样蔬菜和淡汤,而且是团团地坐在地上吃的,然而兴味的浓厚,实在比海参鱼翅还津津有味。
女兵们在每次进餐的前后,都需要集队报数,每一个人一副碗筷,一只脸盆,一切生活都是井井有条,可谓整齐严肃,和气一团。她们的寝室里虽然挤满了床位,然而睡具简单整洁,尤其是平常在女生宿舍里常闻到的脂粉气味,这里是一扫无存了,这些都暗示着中国妇女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希望,抗战胜利是绝对地有把握的。
女生沐浴身亡
受训期间,学员们最盼望的是星期天,一来亲友可以欢叙,二来可以借机游览附近古迹,舒展心胸;而令人最愉快的是到大澡堂里泡泡水,洗去全身的污垢。当时受训场所,多借用庙宇,无沐浴设备,只有到民间经营的澡堂内去洗。学员5000人,有数的几个澡堂,容量不够,乃经团部统一分配,各队轮流两星期沐浴一次。有一家澡堂在北城南门外紧临桥端。因澡堂均是男用者,每轮女同学沐浴时,就不许“男跑堂”(即擦背捏脚的服务生)进出。在北方女生从未到过大澡堂内洗过澡,一但进入大澡堂,真如“刘姥姥游大观园”而花了眼,雀跃不已。一般澡堂分成3个池子:大池子是常温;中池水较热;内侧小池子下有铁锅,是烧热水之处,3个池子有小孔相连,以使中池与大池保持其温度。小池为加水方便及热气腾出,上面仅加一木格框子罩住,并非固定者。
有一位女同学初次进入澡堂,还穿着内衣,且不知小池不可进入,便掀去木框罩贸然跳入,立时被汤的发出骇人惨叫,其他女同学赶快将她拉出,当时她又不愿脱下内衣,以致全身烫起水泡,待送到医院救治,已回天乏术。同学们得悉,无不悲痛。尸体葬在东门外之公墓,各队选派代表送殡。当棺木入土时,大家齐唱“五月的鲜花”改编的悼词,声音哀伤凄凉,眼看黄土隆起,烟灰飞扬,不胜唏嘘。
主官起身回话
青年军团艺术大队在战区实习期间,学员司云鹏组织能力强,在步行途中活动较多,热心帮助学员解决困难,大家呼之为“司令”。1939年1月,在樊城第五战区被编入政治部艺宣队,除星期六为长官部举行晚会外,成天躲日机,别无所事。一次晚会,司云鹏在前排坐定,一位小同学徐成浩在后边呼叫:“司令,前边有座位吗?”时值坐在三排正中的司令官李宗仁,忽然站起回话:“有!请进。”弄得外国顾问和会场人员全体肃立,吓得那位小同学赶忙从人缝中溜走。事后,司云鹏和大家议定,以后不要再叫他外号“司令”了,从此改为“司今”并作为笔名行之。司今所作词曲之《抗敌青年》,1939年10月发表于《抗战歌声》(石印本)中。后来,司云鹏参加了新四军,在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离休。
队长壮烈殉国
青年军团第4大队大队长张敬上校,闽南人,系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张敬后调任第33集团军少将高参。1940年5月16日,张敬与张自忠将军一同牺牲于湖北方家集,时年仅33岁;其生前豪壮表白:“身死名垂乃军人殊事,今日愿与张公共存亡!”据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张寿龄回忆:“1940年5月上旬,敌军又集中了6、7个师团的兵力,仍循随枣一带向西窜扰。我方的战略部署是:以孙连仲部扼守桐柏山以北地区,以黄琪翔部担任正面阻击,以孙震部扼守襄河左侧地区,以张自忠部坚守襄河西岸,待机出动。敌军此次作战主力是沿襄河左岸前进,随枣线上采取佯攻态势,意在吸引我军主力,以便其在襄河左岸主力的挺进。由于我军已预料到敌军动态,当即令黄琪翔部后撤,诱敌深入,期达包围歼敌之目的。双方激战至11日,敌军向东南方向撤退,李宗仁长官立即抓住这一战机,令张自忠派出有力部队,迅速渡过襄河,向敌后出击,截击襄河左侧回窜之敌。张自忠亲自率总部直属部队特务营和74师的两个团,连夜渡河,在宜城县南瓜店附近迅即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寇受此突然奇袭,顿感惊慌,旋即发觉张自忠的兵力不多,遂又密集重兵,从南北两面将张部重重包围起来,展开激烈战斗。张自忠部终因众寡悬殊,在往复冲杀中伤亡殆尽。最后在张自忠总司令身边的只有少将高级参谋张敬和少将副官马孝堂。张自忠和张敬同时在与敌拼搏中壮烈殉国,马孝堂因重伤滚落在山沟中,昏迷过去。当他醒来时,战场上已寂无一人,敌军早已离去。他是张自忠、张敬壮烈殉国唯一的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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