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魂共写民族抗战史国共合作再创历史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两党主要领导人的会见，标志着两党共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体现了两党共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决心和诚意，也标志着我国海峡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连战着重强调，不能只从“五十年前甚至于六十年前国共之间的关系、思维、格局来思考这个问题，来评断”这次的“访问”，因为，他觉得“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己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格局”，但是，正如他在与胡锦涛会见时说的那样，这毕竟没能淡化他在紫金山孙中山先生墓前的那种复杂、感伤的心情——这里，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似乎不能说没有他对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反思，和国民党对未来的担忧。

　　人们在关注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同时，当然也会不断地引发对历史的回忆：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曾肩负过民族的希望，都曾感受过民族的耻辱。为民族的希望奋斗，为民族的耻辱抗争，这既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史，更应当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现今的格局，既是历史选择的，也是历史造就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感伤”的心情去回顾历史，那么，虽然国共两党的冲突多于合作，但是，仅仅在那个时代的关键时刻的两次合作，似乎就己经划定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为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开创了新格局。我们应当正视这段历史，包涵着更多的开创未来的机遇。

　　80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两党不但共同担当起近代中国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任务，而且共同筹建革命的军事武装，建立起自己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的建校典礼上，孙中山先生说：“革命事业就是要爱国，就是要救国救民，我要求诸君，从今天起，共同来担负这种责任。”这就是黄埔军校的爱国和革命的精神，成为黄埔军校的建校方针和治军灵魂。因为有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共同努力，军校一经建立，就成为当时的革命摇篮。通过共产国际的参与和资助，军校培养了一批批国民革命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分别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高级领导人或军事将领。

　　从一九二四年六月军校第一期开学，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军校校长蒋介石先生发动反共的政变之前，应当说是黄埔军校最辉煌的时期。军校师生东平西讨，南征北战，包括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参加“六·二三”反帝斗争，拥护省港大罢工，支援农民运动，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出师北伐，创造出令中外反动势力震惊的辉煌战果。他们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用鲜血和生命锻铸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一段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历史，为反封建、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辉煌历史，更是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直至现在，她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正规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的许多高级将领，就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毛泽东后来在抗战时期曾对黄埔军校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这几乎是人们所熟知的。

　　在全国政协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相关刊物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组统计数字：从1924年创办，到1949年蒋介石先生败退台湾，黄埔军校共招收学生二十三期，前六期为“正宗”的黄埔时期（即在广东黄埔原址的军校），毕业生共八千一百零七人；后十七期先后在南京、成都等地开办，毕业生共约二万五千人；再加上各分校，黄埔军校总共约有毕业生三万余人。黄埔师生经过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出现了一大批高级将领，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骨干力量。国民党方面，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就有近四十人；在中将中，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五十余人。共产党方面，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五人出自黄埔；十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占三位：五十七名上将中，有黄埔师生八人；此外，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也有近四十人（引自：《百年黄埔》，作者张志东。引文略有修改）。

　　在国共两党中，许多黄埔第1期生后来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徐向前、陈赓、周士第、阎揆要、曾希圣、左权、李之龙、许继慎等等，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着名领导人；此外陈明仁、侯镜如、廖运泽、李奇中、郑洞国、胡宗南、冷欣、曾扩晴、杜聿明、王敬久、王叔铭、桂永清、李仙洲等黄埔第1期生则成为国民党阵营的高级将领。

　　1924年8月1日，黄埔军校第2期生499人入校学习，至1925年9月共有450人毕业。卢德铭、周逸群、吴兆生、张堂坤、陈奇、唐克、宛旦平、古宜权、李劳工、覃异之、聂绀弩、吴振民以及郑介民、余洒度、姚中英等都是黄埔军校第2期学生。

　　1924年11月20日，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教导一团正式成立，何应钦任团长，王登云任党代表，辖沈应时、刘峙、王俊3个营；12月26日，又成立了教导二团，王柏龄任团长，辖顾祝同、刘尧宸、金佛庄3个营，黄埔第1期生陈赓、陈明仁、刘畴西、侯镜如、关麟征等均在教导团担任连级军官。这支部队就参加过东征以及讨伐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1925年8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担任军长，周恩来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4年12月12日，黄埔军校第3期生1233人进校学习，至1926年1月共毕业1224人。曾泽生担任第3期学生区队长，张治中任第3期学生队总队长；此外康泽、刘安琪、王耀武、戴安澜、方先觉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是黄埔第3期毕业生。

　　在黄埔军校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曾分别担任过领导工作，如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有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着名活动家、社会名流不少人如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吴玉章、张太雷、宋庆龄、何香凝、胡汉民、谭延恺等，都曾到黄埔军校授课和演讲。“要革命，到黄埔”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刘少奇的弟弟刘子奇、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等，先后到黄埔军校，或学习，或工作。

　　如众所周知的历史遗憾就是，黄埔军校的蒋校长发动了反共军事政变，造成了国共分裂，使这些领导人才和军事人才分别集合于左右不同的阵营，夕日的同学竟成内战中的对手，“兄弟阋于墙”，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同室操戈的悲剧。虽然不少黄埔军校的优秀学生死于当年“蒋校长”的刀下，但是，仍然有许多当年黄埔军校的优秀学生追随着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军队中的优秀军事将领。

　　古语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应当说，二十世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悲惨处境，迫使中华民族必须选择“外御其辱”，团结抗战，在共同的战斗中才能赢得全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无私的胆识和睿智的领导，担当起全面抗战、共同御辱的历史责任，毅然倡导国共再次合作，筑成全民抗战的中坚。在国民党的一方，那些曾经领悟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培育的军事将领，不甘屈辱，不能接受“蒋校长”所谓“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曲线救国”方针，多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高举义旗，奋起抗战。

　　“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黄埔精神”，鼓舞着一批批黄埔健儿肩负起保卫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一批批黄埔将士祭刀请缨，血洒疆场。在上海闸北，在古北口，在两广，在察哈尔，在卢沟桥，总之，从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全民抗战的怒火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是“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国民党内揭起抗战义旗，响应共产党全民抗战的主张。

　　1932年1月28日，日军驻上海的部队分3路向我驻沪部队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9路军只身抵抗，各级指战员奋不顾身，牺牲惨重。出身黄埔教官的张治中将军主动出绾兵符，带兵杀敌。2月26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从南京开赴上海参战，黄埔将士再显英勇。庙行之战，歼敌3000多人。这是第一次淞沪战役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勇气。

　　1933年3月，日军先头部队由东北长驱直入，一直深入到热河境内的长城脚下。古北口守城官兵奋起抵抗。蒋介石迫于战局和舆论压力，急调中央军增援长城前线。先后奉调的第十七军三个师，军官几乎全是黄埔生。第二师师长董杰、旅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第八十一师师长刘戡，全是黄埔一期生。黄埔名将戴安澜、王润波、郑庭笈、覃异之、罗奇等人，都参加了这次战役。这三个师在长城一线，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激战了两个月，古北口一带几乎所有的高地都化为焦土，一百七十多名黄埔健儿，献身于长城脚下。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武装力量，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军在正面战场，开始了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全国各地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平型关战役、淞沪保卫战、台儿庄大战、昆仑关争夺战，以及在印缅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展开了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斗，黄埔健儿与其他爱国将士一道狠狠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1937年9月2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林彪指挥的八路军115师首战日寇于平型关告捷，从精神上鼓舞了中国人民；黄埔军校一期生杜聿明在广西昆仑关也展开了一场着名的战役。他们都创下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平型关和昆仑关都是进攻战。林彪是占据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在战略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杜聿明是仰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地形，实打实硬碰硬地攻坚。昆仑关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81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27041余人。林彪指挥的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115师；杜聿明带领的是中国惟一机械化军第五军。对手同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师团。林彪打的是二十一旅团辎重队和后卫部队；杜聿明攻击的是十二旅团主力。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昆仑关歼敌四千余人，旅团长也被击毙。昆仑关之战使杜聿明威名大震；平型关大捷是在中国军队不得己节节败退时响起的春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总参谋长到旅、团长，从各军区司令到分区指战员，有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如叶剑英、林彪、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王世英、周士第、项英、袁国平、许光达、宋时轮、陈赓、程子华、陶铸等。他们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长期活跃在华北、中南和东北敌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国敌后抗战中坚。左权就是黄埔出身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战场的战斗中壮烈献身的将军。“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黄埔精神”，鼓舞着一批批黄埔健儿肩负起扞卫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他们为扞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血洒疆场，彪炳史册，用自己的智勇和身躯，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在几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妄想。

　　这一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华民族的抗争史、战斗史，更是国共合作中的黄埔健儿的光荣史、成功史。

　　反观中国从1924年一直到1950年的现代史，黄埔军人之间或敌或友，时分时合。北伐战争，黄埔健儿一马当先，出师一年就席卷东南诸省，汀泗桥畔、贺胜桥边，躺下了数不清的黄埔健儿的尸骨。北伐功成、全国统一在望之际，革命队伍内部却遭受“清党反共”、最终国共分裂的打击；为此十年内战，夕日同窗为各自的主义对阵沙场。八年抗战，大敌当前，黄埔师生抛开恩怨，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为扞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再度携手拼搏。再后来的三年内战，正义之声唤醒了重又迷惘的众多“蒋校长”的学生，同窗之谊引导他们放弃内战的枪炮；“蒋校长”偏安一隅，但是他到底还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的生前志向，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统一而努力奋斗。”创立黄埔军校的初衷，便是建立革命的军队，用革命的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实现祖国的统一。随着新中国建立，黄埔学子本该天下一家，却被一道海峡隔离。同一所学校的同学情谊，被人为的反复破裂和弥缝，折射出的，却是在一个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动荡，和国家被分割、同胞被拆散所经历的巨大伤痛。这段历史应当划上一个句号了。

　　从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偏安祖国宝岛台湾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为台湾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海内外黄埔校友从没有停止过奔走呼号。这种呼号没有付诸东流，终于促进了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大陆的参观访问，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连战和宋楚瑜都感触颇多，因为，当今也正如连战所言，比之“五十年前甚至于六十年前国共之间的关系、思维、格局”，毕竟“己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格局”，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步“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但了却了历史的恩怨，更打乱了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步伐。如今，祖国统一的事业任重而道远，黄埔校友和黄埔精神正是更为可贵之时。当年国共合作，凭着那股“爱国、革命”的精神，我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当代国共再度联手，发扬黄埔精神，也一样会打败狐假虎威的一小撮“台独”势力！

　　李赣骝　全国政协常委、原民革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