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早期教育方针对于两岸民众认同意识的影响

【摘要】教育的方针政策在培育民众认同意识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教育方针兼容并包的具体体现。探寻国共两党早期教育方针政策的形成经过有利于找到两岸民众认同差异的根本原因，从而制定出因应之策。新的历史时代，教育在培育两岸民众认同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求同存异，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发挥黄埔军校形成的黄埔精神纽带作用；加强两岸民众的政治、文化交流，尤其是教育方面的交流；共同培育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更是同一国家的两岸民众认同意识。

【关键词】 政治意识认同 教育方针 黄埔精神

目前两岸民众的认同差异是由诸多的因素造成的，其中，两岸长期以来厉行的教育方针及教育举措是重要的因素。黄埔军校实质上兼容并包了国共两党最初奉行的教育方针。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政权在全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广大革命根据地实施“武装割据”，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国共合作办学的努力随之付诸东流，国共两党随之各自开始了早期教育方针的探索。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就教育理念而言，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权重塑的时期，两党教育宗旨的核心价值观分歧渐现：国民党政权奉行“党化”、“复古”教育；中国共产党则在广大苏区，基于实践，独立自主地对于苏区民众的教育初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开展了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败据台湾，但是此前形成的教育方针政策，仍然是两党培育各自控制区域内民众意识形态的根本遵循。两种基于不同指导思想形成的教育方针，长期实施的结果，必然造成受教育民众各种认知上的差异。因此，探寻国共两党早期教育方针的形成经过，可以知晓造成当今两岸民众认同差异的根本肇因，并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因应之策。

一、国民党政权教育方针的形成及其趋向

经过血腥屠杀上台的国民党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均高举着国共合作时期双方秉持的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大旗。在对国民教育政策的制定方面，也不例外地强调“三民主义”对于教育的指导地位。随着其政权的日渐巩固，在教育领域实行“党化”教育的趋向逐渐明显，与此同时，逐渐恢复了尊孔伦理，导致“党化”、“复古”成为实施国民教育的最终目的。

1．高举“三民主义”号令四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然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仍然一直在为控制党内军阀，为了抢占“正统地位”，“三民主义”这面旗帜就成为其不二之选。教育方面，在找到其他加强控制国民思想的有效方法之前，这面旗帜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其拿来装点门面。其实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共合作共襄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为主旨的三民主义早已名存实亡，用杨贤江的话来说，“党国”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其实是“有若无”，“说着好玩的”。[①]

1927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大学规程”23条，“中学规程”23条。两个“规程”分别规定：大学以“灌输及研究世界日新之学术”，力图“文化之上进”，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中学教育宗旨为，以根据“三民主义”，完足小学之基础训练，并增进学生的知识技能，以适应民族生活的需要。[②]作为补充，1928年2月，大学院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颁布了“小学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小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按照儿童心身发展的程序，培养国民的基本知识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随后颁布的“中学暂行条例”25条也规定了“三民主义”所谓的指导地位。[③] 同月，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发表宣言，要求扩大“三民主义”宣传，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复兴教育，倡行师生合作，减轻学生负担等。[④]这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国立、公立各校教职员欢迎会上，煞有介事地说：“建设之急务，即在振兴教育”，今后建设自由的新的国家，人人有责，“惟教育界责任为最大”，教育界无论何时、何地均应指导青年信仰“三民主义”。[⑤]5月28日，大学院发表全国教育会议宣言，正式提出，“此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义的教育”，即：“发扬民族精神，提倡民族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是为“民主”；培养学生服从法律的习惯，训练他们团体协作和参与政权的能力，导入“民权”；提倡劳动，运用科学的方法，增进生产的技能，用艺术的熏陶，丰富学生生活的意义，以图实现“民生”。”[⑥]该方案在9月25日获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批准。1929年4月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8条，对以上内容加以进一步具体化。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更明确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⑦]对于当时大部分国民的身心素质水平而言，如果在和平的条件下，按照大学院的构想拟定出具体的教育措施，假以时日，应该说可以极大地提高中国人们的素质。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现实条件也注定这种方案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随之而来日本发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更是使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其实志不在此，其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训政”，是“党化教育”，目的是实现实质上对全国的控制，巩固其统治，1928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就很清楚的表明了这点：“普及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的前提，就是“决不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⑧]对此，杨贤江于1929年11月发表《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国的教育是党国政治的反映”，这种教育“正和党国自己所标榜的什么‘学术化’、‘革命化’、‘三民主义化’恰恰相反，而是‘官僚化’、‘反动化’、‘帝国主义化’”。[⑨]

2．“党化教育”方针的形成

江浙一带因为地处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因此，该地区教育界在教育方针的“谋划”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27年5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就拟定了“党化教育大纲”，7月1日，上海各报刊刊载了教育行政委员会草拟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实施党化教育的12条方针，其中规定：“学生运动应统一在党的指挥之下”。草案在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的时候，增加了“要求对学生参加运动应有相当的限制”的规定。[⑩]同时，国民党发动各种势力，力图加快“党化教育”的落实。这月底，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长蒋梦麟召集全省中学校长会议，讨论、实施所谓的“浙江实施党化教育大纲”，这也是国民党政府部门所属教育行政机构首次正式提出“党化教育”一词。该“大纲”要求各中学以训练国民党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以所谓“党的纪律”为学校之规约，强调建设“新道德”应从“求知”入手，依“训政时期”国家的组织为学生自治的组织，以“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11]第二年，蒋梦麟即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任教育部长。[12]针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图谋，鲁迅曾发出呼吁，要求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和观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部活书”，“必须和实际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13]然而，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鲁迅的声音显得太过微弱。8月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13条，指出：“为使本党主义普及全国，并促进青年正确认识”，各级学校需增加党义课程。[14]对于学生自治组织的管控也日益趋紧，这年6月，国民党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议决“学生会之组织及其法律关系”，规定学生会应名为“学生自治会”，其性质应为各个学校学生之自治团体，不得超越此范围，不得滥用其职权以“干涉国家政治、学校行政”。1929年9月，国民党教育部命令北平各大学校长及各学院院长注意整顿学风，要求：学生应以“革命精神求学致用，不宜干涉学校行政，及有越轨行为”。[15]1930年12月，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并颁布“整顿学风令”，要求学生“一意力学，涵养身心”而“不得干涉行政”，否则，政府将“执法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杨贤江当时就分析到：国民党政府对学生严加控制的目的是“思想上进攻青年，蒙蔽青年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的”。[16]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控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教育部发布“中央告全国学生书”，甚至恫吓学生不要罢课，称“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17]

严格实施“党化教育”另一个极端方面，就是加强对归国留学生的控制，尤其是针对从苏俄归国的留学生控制更为严酷。1929年1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处理留俄回国学生暂行办法”，“办法”强令：留俄归国学生于必须于回国一周内亲自到各级党部报道，否则以“共产嫌疑犯”论处；非经国民党中央详密审查，回国学生不得擅自离开临时招待所；在取得确无“共产嫌疑证明书”后还须5名以上的国民党党员连坐保证才能获准自由行动等等。[18]

3．推行“复古”的教育措施

一是逐步恢复对孔孟儒家的尊崇，实行经学教育。孔孟学说，历经千年传承，自有其对塑造国民性格的教育益处。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但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19]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大谈 “陶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求国民“莫谈国事”，无疑回复到了封建时期帝王将相对于“子民”教育的老路上，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对于孔教，起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1928年11月，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孔子诞辰日，全国学校应各停课两个小时，宣传孔子事迹，以作纪念。但是在次年6月，明令废止该活动。[20]1928年11月，针对孔教总会提请令全国学校一律增加学习经学的意见，教育部表示：“我国学校，修身之本，仍宗儒经，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因此“不必令在校学生一律肄习也”，并要求“将其不背党义与时代精神之资料，用语体文演为浅说，传播全国，以教全国民众”。[21]其意图还是要确立“三民主义”在全国教育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先。1933年3月，蒋介石在江西教育讨论会上致训词，一方面强调文化教育之于国家民族兴盛的重要，另一方面强调救国的教育要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特别要注重中国的伦理哲学，以确定教育方针。1934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江西苏区的“围剿”已经全面铺开，正节节推进，蒋介石踌躇满志。在教育领域，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党化教育”已经推行经年，指导地位基本确立，推行“尊孔”、“复孔”教育更有利于其统治，因此这年2月，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为“教”、“养”、“卫”，只有教育，只有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秉承蒋介石的意志，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常务会议通过所谓“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正式规定：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集会纪念。早在1933年伊始，西南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议，令各校恢复读经课，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以扶正学风”。[22]

二是实行所谓的男女分校制度。为了“防流弊，而肃校风”，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湘鄂政务委员会明令规定除初级小学与大学可以男女同堂教学外，中学及高级小学生因为“年龄正在发育时期，识力均无充分修养，自宜依据性别的差别，分校收容”。[23]7月，广东省教育厅议定：各中等学校，无论公立私立自1928年上学期起实行男女分校，10月，又通令各县市的公私立中等学校亦须照此办理。湖南省甚至规定，如果不实行男女分校，公校撤校长，私校停津贴，无津贴者封校。[24]对此，杨贤江感叹：尽管江浙一带没有跟随其后，但这足以证明“党国对于教育是没有常识的”，逆“男女教育机会平等”教育原则的历史潮流而返。[25]

简而言之，由于代表的是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国民党政权实施的教育政策以所谓的“三民主义”为旗帜，实施“党化”、“复古”教育举措，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国民党的统治。1949年败据台湾之后，台湾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延续了这些教育方针的核心，慢慢地走向了威权主义，民众思想基本上浸淫于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之中，直至今日。仅就历史教育一项，“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取得一定的成效，它为台湾民众建构了‘认同中国’、‘国民党正统’等历史记忆”，[26]这应该成为当今重塑两岸认同，抵制台湾民进党政府所谓“去中国化”的底蕴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初步形成及其趋向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并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如何开展社会建设，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教育也是如此。

1928年初，周谷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新论》一文，指出：“不平等之经济地位，即今日中国教育之背景。中国目前教育上之集中病态，即缘此而生”，“教育无时无处不与政治相关”，他指出，教育改造方针应为：普及全国教育；受教育者应该都是有用之材；培养出来的用之才应该是中国当前需要的。并指出，欲达此目标，只有运用政治的力量才能彻底加以解决。[27]杨贤江的观点则比他的更加彻底，杨贤江在其1930年2月出版的代表作《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指出：“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以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28]因此，教育是由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杨贤江教育思想，成为当时正独立自主开展土地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制定教育方针的指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在深入进行农村革命的同时，也在根据地内部进行文化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苏维埃政权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利用苏区的全部资源来支持其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发动的手段之一。但是，“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29]。中国共产党尽管一直宣扬自身代表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大革命时期也一直埋头于农村，指导农民成立农民协会，进行各种争取农民利益的斗争。但是就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广大的农民太抽象，其制定的目标对于农民来说也太过遥远而虚幻，因此无法直接用它来作为教育的指南来发动农民，必须确立契合农民思维的教育宗旨、政策、措施等。在教育领域，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为农民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宗旨的形成总的来说有个从实践（各根据地）中来，又回到实践（各根据地）中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为探索苏区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早在各地发动革命暴动过程中，就日益发觉教育问题无论对于进行革命的军队还是对于新生后的革命政权来说，是一个悠关土地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

1927年9月，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江西省委就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公布《行动纲领》提出，要“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具体措施是：实行免费的、强迫的、普遍的以及工艺的教育，以培养儿童；建立学龄前机构，如儿童养育院、幼稚园等，解放妇女并推进社会教育；开办社会教育机构，以便增进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的知识和娱乐，如图书馆、平民学校、阅览室、科学讲话、电影、新剧等。[30]11月1日，广东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并通过选举成立了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指示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要广泛地进行社会改革。在社会改革的措施中，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有：实行少年儿童免费入学，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举办党校和各种训练班；兴建医院和学校；组织宣传队和红色歌舞团；出版《红旗日报》报纸杂志等。[31]11月，共青团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经济斗争及工会工作决议案》、《农村青年工作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了“没收一切反动教育机关，实现免费教育”和“革命学生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要求。与此同时，在江西的井冈山，毛泽东派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陈慕平在砻市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为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干部。[32]1928年1月，湘赣边界各乡农会纷纷创办农民夜校。农民在夜校里学政治、学文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妇女们通过在夜校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从神权、族权、夫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33]1928年7月，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区域内青年团工作大纲》、《教育宣传决议案》、《儿童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青年团章程》等文件。在《工作大纲》中提出，共青团在苏维埃区域内应进行一般的社会政治教育工作：推广宣传所、书报室、俱乐部一类教育机构；推行识字运动；尽可能恢复学校和教育机关，首先应当创办一些模范性质的学校和团校；应根据革命的需要，编辑各种新剧本和新教材；禁止一切反动书报，检查反动新闻报纸；各级苏维埃应设立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委员；教育经费在政府的全部预算中应占相当成数；尽可能施行免费强迫教育。在《儿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在儿童运动中须以积极启发式的、合乎儿童心理的各种方法教育儿童群众，灌输浅近的政治常识，打破一切旧社会的习惯，训练儿童的活动能力，养成儿童有团体生活之观念和习惯，使他们能够打破一切宗法社会的恶习惯。同时还要举行讲演会，办平民学校，作识字运动，出壁报、画报，并且要施以军事教育及体育。在《教育宣传决议案》中提出，苏维埃区域必须组织平民学校或夜校，教育一般青年劳动群众。这种学校又可以作为政治宣传工作的一种帮助。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的公开信，提出：“减免学生学费，改良学校的课程与设备”、“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文化机关”、“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切平等”等内容。[34]1929年1月26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按照实际情形设法创办学校、工厂小报、画报以及多召集各种青年群众会议，以进行识字运动，扩大宣传教育工作，此外，还要求切实整顿基层团支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要加强进行政治讨论和实际斗争的训练。[35]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7日，大会发表了宣言。大会开宗明义地宣布，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国家给予免费教育；苏维埃掌管教育事业之权，取消一切封建的、宗教的以及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教育；取消各种宗教团体的特别权利，教育与宗教事业绝对分离，但人民有信仰宗教或反对宗教的自由。[36]在同日规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第十二条正式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在《大纲》的第十一条中对妇女问题也作出庄严承诺：“以保证彻底的施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37]这是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所规定的教育宗旨，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乃至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教育指南，其主要内容实质上就是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的发动农民、引导农民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根据实践经验，制定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教育举措，逐渐形成了“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的人”[38]的教育方针，“它不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而且规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界中国教育的基本发展方向” [39]。

经过7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大陆民众因为有不断发展而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仅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而且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跨过“富起来”的理想，正朝着实现“强起来”的目标齐心协力。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针的培育下，他们的思想除了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外，更具有现代化、全球化视野，也更有包容性的胸怀。因时顺势，邓小平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这一伟大构想：两种社会制度在一国之内和谐共存，既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又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有关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并把“一国两制”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决策，一项基本国策。[40]这一基本国策，理所当然地成为培育两岸民众认同意识的根本遵循。

三、求同存异，培育两岸民众共同意识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因此，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他还指出，70年来，中国共产党顺应两岸同胞共同愿望，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开启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相互往来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日益契合。因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41]今后，要力求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42]以此为目标，两岸要在教育方面通力协作，尤其是大陆有关教育部门，更是应该做出巨大努力。

首先，在教育的指导原则上，要寻找利益多元时代的两岸共识，寻找两岸共同的社会愿景，找到两岸教育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这个“同”，应该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在两岸的教材、教辅、报纸杂志等众多教育载体中，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随处可见，许多优秀的中国传统也在两岸社会中一直得到遵循。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4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共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44]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45]。由是推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理所当然地就是两岸共同的社会愿景！而“异”，则需要暂时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坚持在“一国”原则下，秉持“两制”之异。

其次，在教育的方法上，发挥国共合作形成的黄埔精神纽带作用，培育新时代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黄埔军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办学的产物，军校以培养革命人才为目标，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教育宗旨得以兼容并包的具体体现。众多被军校中培育出来的爱国青年，追求民主，以打倒军阀、扞卫主权、统一全国为己任，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目标而不惜牺牲。黄埔军校培育的黄埔精神，其“爱国革命”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黄埔军校后人的动力所在，也体现了后人对黄埔军校优良作风的传承，“是黄埔军校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是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主义。今天我们传承弘扬黄埔精神，最主要的就是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46]。以“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为宗旨的黄埔同学会，长期以来，为推动两岸人民的交流，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47]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要大力弘扬黄埔精神，发挥黄埔同学“同窗情、袍泽情”的纽带优势，“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48]，从而吸引更多的两岸同胞加入两岸交流往来，培育以“爱国”为核心的“天下黄埔是一家”的共同精神家园，强化“两岸一家亲”的意识，增进“两岸一家亲”的情怀，“久久为功，必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最终“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进国家完全统一、共谋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无上光荣的事业”。[49]

其三，在教育的对象方面，以是否“爱国并拥护祖国统一”为唯一前提，最大限度地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培育两岸民众爱国心，汇聚拥护祖国统一的力量。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主要内容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指导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的指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爱国统一战线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包容差异与不同，尽可能通过各方努力，最大限度地凝聚“两岸一家亲”的意识，凝聚拥护祖国统一的人心，凝聚推进和平统一的智慧，凝聚实现祖国统一的力量。这也是爱国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意义所在。

最后，要制定形式多样的加强两岸教育交流的具体措施。譬如：举办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共同的文化基因为主题的研讨会；以“九二共识”为遵循，编制共同教材；加强两岸师生之间的交流，如互相观摩教学法，互派交换学生，等；共同举办文体活动，如举办综合或专项体育赛事 ，举办两岸音乐节；在对方校园开展职业培训等技术教育；互相承认对方学历；等等。两岸一切教育等方面交流的举措均以“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50]为依归，夯实和平统一的基础。

总之，要通过教育举措，最大限度地培育两岸民众认同意识，使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51]。

作者简介：

谢文雄，男，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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