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的战地宣传活动研究

　　关键词：战地政治宣传   宣传队    联欢会   演讲会

　　摘要：对于黄埔军校的政治宣传活动研究，以往学界大体聚焦于黄埔军校的校园教学或者黄埔军校参与区域社会公共活动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黄埔战地宣传，尚涉及较少，本文拟从战地宣传队、战地联欢会、战地演讲会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宣传队的组织结构，对其综合运用海报、传单、歌曲等手段沿村庄推进的宣传方式，对其在所占领的镇村开展联欢会、演讲会进行社会动员宣传的形式，做一综合考察。

　　在黄埔军校的办校宗旨中，特别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这一宗旨不仅在校园内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且，在敌我厮杀的战场上，也一以贯之。每逢战事发生，形式多样的战地政治宣传活动便成为革命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一环。对于黄埔军人所进行的战争事业而言，蜂拥而至的“政治攻势”已经成为整体战争行动的特殊组成部分。其重要价值在于扩张革命军的军威士气，最大程度地孤立对方，减若敌军的抵抗力，甚至引导对方屈服。

　　（一）

　　在具体的执行中，战地政治宣传工作直接受黄埔军校校本部的领导和政治部的协同指导，宣传队伍一般由专门政治科军人及前线非战斗人员分组进行。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分为三个部分：（一）对人民之宣传，（二）对友军之宣传，（三）对敌人兵士之宣传。

　　具体宣传形式主要分为：（一）画报，（二）标语，（三）讲演，（四）墙报，（五）传单，（六）新剧。

　　在实际工作中，根据黄埔军校学生李振藩的切身体会及解释，这六种宣传形式具体表现为：1，画报：是用水彩的画报，把帝国主义和军阀侵略及剥削中国民众的辣毒事实同状况，画在一起，贴到乡间，街衢墙壁，以便民众观看。2，标语：是用简单的言语，把帝国主义和军阀残害及压迫中国民众的手段同政策，写在一起，贴到乡间、街衢墙壁，以便民众观看。3，讲演：是要每连选出广东的同志，或能说广东言语之同志，到驻扎附近之市镇或乡村讲演，使民众明白和了解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本身。中国之内乱，是帝国主义及军阀所致，民众之痛苦，是帝国主义及军阀所施。4，墙报：宜用浅鲜的白话，把革命的意义，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策略和革命的目标，一一解释清楚，使民众各个晓得，革命是为自己解痛苦，革命是为自己谋利益。所以要加入革命，民众武装起来，解除军阀武装，消灭封建遗毒，打倒帝国主义。5，传单：是把最近孙吴军阀在中国抢掠民众财产及奸淫民众妇女的种种事实印出，使民众明了军阀的暴横，又把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大杀人举动印出，俾民众了解帝国主义的毒辣。6，新剧：新剧为宣传民众最易得效果的方法，将军阀及帝国主义所行之事实和狠毒的手段，以剧艺形式演出，使民众澈底认识。[1]    

　　在革命军战事推进所经过的城市、乡村等处，在军事震慑力量所达到的有效地域范围内，沿民众聚居区的人流要道，由负责政治分工的军人宣传队沿路发放传单、张贴标语和演说，成为最常见、最基本的形式。第一次东征中，东征本部召集了黄埔军校东江籍同志24人，组织宣传队。该队以张汉良为队长，与军校政治部协同办理宣传工作。1925年2月3日，宣传队在虎门太平市宿营。次日，即在该市散发传单，游街演讲，凡军人宣传队所到之地，群众塞满街衢，交通为之断绝，“每至演讲之时，又莫不倾耳而听，鼓掌而呼。”[2] 2月6日，在东莞各街市、各乡村散发传单，游行演讲，人民莫不欢跃。宣传队所部委员，分写标语，散发传单，以励民众。2月12日早上六时，大部队向前进逼，宣传队派罗汉同志带领宣传分队随大部队至前敌宣传。2月13日，部队过常平，上午十一时，部队后又由回龙坡向前进逼，宣传队跟随部队沿路分散传单。

　　（二）

　　在战地专职宣传员不足敷用时，非战人员有时也需加入宣传。第一次东征中，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团非前线作战人员，也被组织为宣传小分队，四处宣传。其中，第44组的宣传工作报告显示：2月11日十时半，在平湖附近的王家村，队员门沿途宣传。时居民十余人，集谈村外，见宣传队的组员荷枪、执旗而来，即相率躲避，仅留下一老叟，独立门外观看。组员于是上前向老人致应酬问候词，然后，相与而歌。见此情景，未等战士离开，听者接踵而至，躲避者如数回来。于是，宣传队由马西藩向村人演讲革命军的来意，以及革命军与人民之关系。演讲毕，即分散传单。“民众于是不无拱手称谢，并祝我们成功”。十一时，至平湖市，当时有儿童百余人，见宣传队在唱歌行进，于是也环绕欢呼，情状非常亲热。宣传组队员唱歌完毕，由同志吴振民，刘光烈，林桓等上前演说，听者七八百人。待演讲结束，听者拍掌高呼“孙大元帅万岁！杀陈炯明！”两口号，声音整齐，足以代表欢迎革命军人之精神。[3]

　　自愿者有时也是战地宣传队伍的补充。学生军第一团从事辎重工作的同志，在随队进行后勤服务余暇，不肯把时间白白放弃。他们主动报告党部，特由他们中的十九名同志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进行宣传，该队分三班，每班为六人。宣传队的目的在于宣传革命军的责任及使命，他们有效地弥补了党部宣传力量的不足。宣传队成立之后，逐日分班轮出，赴附近街市或乡村宣传。据载，2月22日上午九时，抵白芒花宿营。该地已是十室九空，而不空的房子，就是祠堂，驻着兵士。村人因害怕陈炯明军队的奸淫掳掠，都跑到山上去躲避。获悉党军很有纪律，秋毫无犯，他们才敢回转家来，人数也总是寥寥无几。23日上午起，第一团辎重队宣传团第三班6位同志出发宣传，他们赴白芒花前约五里地方的各乡村，散发传单及演讲。沿路走去，触处伤心，而村民看见穿着军衣的人，还是满山遍野地躲避。队员们高声操着东江话对他们讲党军是为杀陈炯明、救护人民才到来的。请各父老兄弟们莫怕莫惊，村人才渐渐住脚，于是战士们发传单给他们。乡民遂认清了革命军的言语行动，倍感和蔼可亲。村民于是对宣传队诉苦说，陈炯明的军队，是土匪军队，抢掠压迫的情况很惨。还逼交人头税、保护税等种种苛敛。“说到最恳切的时候，和叫我们先生呀！你们早来一二日，我们的苦还可少吃一点呢！”如此陆续经过十几个村庄，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形。宣传员吴振民认为与陈的军队相比，黄埔党军的情况真是孟子所说的：汤始征，自葛始，东间而征，西夷怨，南二征，北狄怨。奚我后法的样子，他们还叫我们吃茶吃点心，我们均婉词谢却。[4]

　　（三）

　　召开各界联欢大会，是黄埔军校战地政治宣传工作的另一种重要而有效的形式。联欢大会对地点和时间，均有一定要求。一般需选定当地民众乐于活动的公开地点，时间上寻求适合当地居民出行习俗的时段，当然，有时还必须考虑到军队自身的行军安排。由于联欢大会的目标在于集合民众，积聚人气，创造了一个军民交流心声的优良平台，故其对地点时间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联欢大会的规模而言，小型居多，中型较少，大型一般只在重要城市才举行。

　　1925年第一次东征开始时，在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中，宣传队就在沿途经过的镇村举行了5次联欢会，进行得非常密集。2月6日，校本部根据战地情况做出议决，要求宣传队加紧工作，凡党军所到之地，除普通宣传外，必须召集各界联欢大会，以求增加宣传效力。2月6日晚七时，在东莞善堂召集各界联欢大会，开会秩序如下：一，报告开会宗旨。二，唱革命歌。三，演说。四，茶点。当晚到会者千余人，大众可以自由讲说。有一老人听完宣传员的汇报后，竟即兴讲说起来，他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有如此文明的军队，不但不残害吾民，反劝吾民组织团体以自卫。故当地民众应当自发振作起来，以副革命军的期望。之后，又有一位学界模样的某君发表演说，讲革命军是保护人民而来打仗的，当地人民应帮助革命军以完成革命事业。最后，一位村民也上台诉苦说，以前陈军初至此地时，就抢劫百余家，杀人放火，全村老少莫不愤恨，都想得而食之，以泄心中之愤。散会时，宣传队军人分送点心给各位吃，人群欢声雷动，极得一时之盛。2月8日下午二时，宣传队又在常平市开各界联欢大会，当时到者有数百人，都表现了欢迎姿态，开会情形与上次情形类似。 2月11日下午二时，东征军宣传队由塘头厦向南前至平湖村庄。在平湖村开各界联欢大会。这此集会在程序上稍稍异于前一次：一，唱革命歌。二，演说。三，呼口号。四、唱杀贼歌。五、茶点。在会上有数位村民登台演说，主要演辞为革命对人民之保护，无以复加，不但不拉夫，不筹饷，反给人民开联欢大会，勉励人民，民也当帮助革命军，使人民能早日脱离苦海，登于衽席之上。散会时，村民齐声欢呼而去。2月12日，校本部的留守同志，除仍在各村庄贴标语散传单外，上午九时还在二帝宫前开各界联欢大会，到会者极为踊跃，与前日大有不同。2月13日上午四时，再召集各界联欢大会。不过，当日到者不多，其中只有一劳动者，高呼了革命军万岁。总体看来，黄埔学生军驻扎时间越久，居民越趋了解，参加者人数也越多，讲话也更加激昂。这些情形，宣传队还及时通电广州的各机关、各报馆，向大众报告革命军数日来行军的经过，让社会广为宣传，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中等规模的联欢会一般人数在一千人以上，其多在战事要地举行，一般总是有宣传部、政治部领导层莅临，会议也多会传达出黄埔军校革命军的相关态度。这种联欢会的庆典礼仪程序减少，反而使政治宣传更为郑重。1925年 3月1日，校本部留海丰休息，教导团向新田方向出发。下午四时，留守宣传队员在海丰城林氏祖祠开各界联欢大会，到者人数多达千余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秘书澎湃、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都上台做了演说。散会时，市民开始奏响土乐，以作助兴。而本地农民协会，还送来全猪十只，欢迎党军。同时在联欢会进行时，商民振奋，各商店已正式营业矣。 3月7日，留驻揭阳休息的黄埔学生军，除在城厢内外散贴标语外，还于正午十二时在议会前坪处，开揭阳各界联欢会，不过由于天气原因，原本千余人规模的联欢会，实际到会者约四五百人，但市民发言依旧踊跃，赞扬革命军和高声怨骂陈炯明军队者，不绝于耳，而听众同声鼓掌，一时雷动。

　　大规模的联欢会常在二千人以上，同样是选择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和重要时机举行，其参加人数更多，会场布置严正、肃穆，会议议程更加规范，为装点会场，有时还挂大幅画像、照片等。在这类较为隆重的联欢集会中，革命军的相关战地军事官长、政治部负责人，一般都会出席并演讲。会议上也往往会表明革命军的重要立场。在会上还可以发布《告民书》等类的文告。例如1925年秋第二次东征中，革命军迅速占领石龙。10月7日，东征军政治部宣传总队部在石龙公园举行了工农兵学商各界联欢大会。会场布置由政治部人员负责筹备完成，会场门口悬挂着党旗国旗，四周张贴标语和画报，在一侧的花台上，设置了讲台，安排了主席团位置，并列悬孙中山总理遗像，已故党代表廖仲恺像，以及现总指挥蒋介石、现党代表汪精卫四位的大幅像，颇为壮观。石龙各界人民代表团体，于下午三时齐集。统计到场的农工兵学商各界团体为24个，与会人数在二千以上，其中以工人为多，其次为学生。三点十分，主席团摇铃开会，宣布开会理由，恭诵总理遗嘱，向总理廖党代表遗像行三鞠躬礼，之后，由商会代表陈翘南，农民协会代表何友逊，学界联合会代表苏汉年，油烛工会代表谭锡等演说，主要意思谓革命军此次重征东江，是为了达到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陈炯明，洪兆麟，林虎等军阀，解除东江人民的痛苦而来。希望人民应即刻实行与政府合作，帮助国民革命军去东征，共谋广东统一和平。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演说东征军所要担负的拯救人民苦难、谋求人民利益的使命。周恩来还深情地感慨说，革命军曾经两次经过石龙，都不能与石龙父老谈话，这是第三次，能与诸位父老见面，机会可谓难得。革命军前次打陈炯明，后又回师广州，肃清杨刘。八月二十日，反革命派见形势不佳，就用最下流的手段，刺杀了廖党代表。革命派最近才将党内得一切反革命派，如胡毅生、梁鸿楷、魏邦平、郑润琦、莫雄等肃清，并破获了熊克武勾结陈炯明作乱的阴谋。革命军本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故殷切希望人民与革命军联合起来，能象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共同将敌人早日打倒才是。罢工委员会代表演讲说，只要是实行革命的，为农工谋利益的，反帝国主义的，就是农工的朋友，农工的恩人，农工会尽力之所能，去进行帮助的。什么是革命呢？凡一举动，是为大多数人们谋利益，求解放的，就是革命，反此即为反革命。“我们都是受人家压迫的，应即刻联合起来，扑灭反革命的势力才好。”[5]军代表巫杰臣、美洲华侨代表都做了动员鼓励性发言。黄石公则是特别解释了“共产”谣言，说“共产”二字，系敌人中伤离间之词，胡说政府断不能行此制度。国民政府所努力者，惟有三民主义，切不可相信这种无稽中伤的谣言，应帮助政府贯彻三民主义，使得群众人人都能丰衣足食。

　　联欢会演说完毕后，与会民众又在军人的引领下唱国民革命歌，高呼口号，进行茶会，大约四时五十分，众人尽欢而散。这次大规模的联欢会，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市民对军人，大有敬重感谢之意。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各地乡民等的联系，向民众说明东征军的来意和目的，总指挥部专门发表了《告石龙人民书》：亲爱的各界同胞，今天我们在此大家欢叙，实是极难得的机会，这次我们重征东江，有许多人不大明白我们的意思，说我们是“行共产”、“争地盘”，这实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这次重征东江，有两种大的意思，第一我们要打倒勾结英帝国主义，蹂躏东江的陈炯明，洪兆麟，林虎，刘志陆，救东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谋广东统一和平而东征的，第二我们是要统一广东，进而统一全国，谋全国人民长治久安，完成国民革命而东征的。绝对不是地盘问题，更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完全是为人民谋利益。因为要谋人民的利益，第一着使要减少人民的痛苦，所以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这三个口号，便在我们的严格纪律之下保证其实行。我们是为人们利益而东征，我们是人民的先锋，人民亦应该为自身谋利益，起来做我们的后盾，共同去打倒祸害广东人民的军阀，谋广东永久和平，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人民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的表现，希望诸君能将这个重大的意义，由诸君宣传于一般民众之中，务使一般民众，了解国民革命与其本身利益，然后我们在盛会中，才可以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广东，人民与国民革命军合作万岁，工兵农学尚大联合万岁，国民革命万岁。[6]战地宣传是取得民心的关键，这也是革命战争正义性的根基。

　　在上述沿战地要道结队宣传和举办联欢会宣传两种形式中，聚集和扩散是其特点。依中心区集聚传播和沿战争推进地渐次扩散传播两种做法，是明显易见的，也确实照顾到了战地的实际情况，故而得到了很好的收效。其实际结果就是与战场相连接的广泛区域内受到战火惊扰的民众，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精神抚慰。同时，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其政治信仰的导向性和舆论营造的目标性，也相当明确。当然，在战火纷飞的疆场，敌方的力量一般也不会对庞大的舆论力量视而不见。宣传领域的某种对峙，也是同样存在的。其中的尖锐性或许可以透过一些敌对海报的宣传显示出来。

　　在惠州战役中，敌人守将杨坤如也很知道蛊惑民意。在东征军到来之前，他已早早发布了布告，布告从政治高度对革命军所持的“主义”进行了直接挑战，他拿广东国民政府实施亲俄政策所可能造成的“贫富皆穷”问题，向民众进行警示，灌输己方理念，抵制革命思想。这份布告，行文同样明晰洗练，深入浅出，流露意趣，且朗朗上口。我们不得不感叹起写者的煞费心机。现摘录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蒋贼中正，谋国不忠，实行共产，扰乱广东。何谓共产，财产充公，不准私蓄，贫富皆穷。造作好语，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分，一成会用。如果实行，饿死老农。又造好语，名曰重工，仇视东家，鼓励罢工，迫离香港，尽返广东，但给伙食，无工可庸。示威沙面，生命断送，良好工人，迫之从戎，不教而战，真可怜虫。以上二者，名曰劳工，创自俄国，己行不通，饿死大半，全国皆空。我若照办，其祸何穷，蒋贼无道，诚于广东，恐我阻抗，迫挟总戎，粤籍军队，一扫而空，胡汪诸老，许梁诸公，生死不明，未知所终，犯上作乱，天地难容，又来谋我，进兵石龙，奉竟帅令，取彼残凶。但诛首恶，不问胁从，仰军民等，勿被蒙蔽，师行所至，无惊无恐，布告遐迩，所知适从。 [7]

　　而革命东征军攻入惠州后，也立即撰写公告予以发布，针锋相对地揭露陈炯明势力集团“封工会，杀农人，勒商民，害同胞”系列行为，批驳其不合法理，以拆毁其政权生存的依据，并努力宣传弘扬革命的三民主义，匡正人心,稳定社会。这份布告说：

　　为布告事，本军前次肃清东江，驻军潮梅，志在救民痛苦，刷新庶政，为国民革命之先声，期三民主义以实行，不意刘杨叛乱，复奉帅令回师征讨，自此与我东江父老阔别又三四月矣。溯当回师之初，本军因林洪诸逆，迭次输诚，以为有心悔罪，姑予自新，始将潮梅移交该逆等，期其自新，毋负付托，讵料该逆等不但不能觉悟，而且变本加厉，苛征勃索，竭泽而渔，奸淫掳杀，肆所欲为，天怒人怨，罔知顾恤，近且受外国帝国主义之货赂，听陈逆炯明之嗾使，封闭工会，残杀农人，勒索商民，残害同胞，种种害国殃民之行为，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欲灭此以为快也。国民政府，对此叛逆，岂能坐视，使我生民永久涂炭。特命本军，誓师东征，歼除叛逆，苏我民困，军行所至，纪律维严，信义在前，当能记忆。惟愿我东江父老，了解我孙大元帅军队为人民之武力，又武力须与人民相结合之遗教，坦怀相见。推诚合作。行见战利攻克，可操左券，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之日，即吾民共乐升平之时，实有厚望。[8]

　　（四）

　　宣传队到学校进行集体演讲，也是战地政治宣传工作的一种常见形式。由于学校的纪律性较好，因此无须相关繁琐的临场组织。但鉴于学生年纪较小，知识面和理解力存在障碍，加之外派的演讲者水平不一，故宣传效果存有一定差异。4月14日，当日校本部仍在梅县留驻，上午于是约同李之龙、洪剑雄二同志一起去梅州中学讲演。因太阳太大，露天听讲，极感不便，故只由李洪二同志讲演三民主义及学生第一步工作，未再多讲，即茶话散会。下午到东山中学讲演，成绩甚佳。4月15日上午，梅县各学校学生齐集东较场，听周恩来主任讲演，陡然因天雨未得，竟辞即散。

　　（五）

　　革命歌曲在政治宣传工作的特殊作用，似乎也需要在此给予特别关注，根据不少队员后来的回忆，认为革命歌曲是与民众保持亲和力的一个非常有效手段。2月11日上午十二时，校本部所属的宣传队由塘头厦向南前进，下午三时抵平湖前数里。时黄埔学生军在火车上缓行，人民并不畏惧，鹄立而望，“吾辈遂趁此机散传单，唱国歌，声音雄壮，大有横吞宇宙之慨，传单飘扬空际，俨如雪片之纷纷，村民牧童欢呼而拾，不知人间竟有此乐事也。”[9]这些青年军人的歌声,传递了一种豪迈和友好之气，感染了民众的心情,让他们欢乐呼应。2月27日上午，第一团宣传队第三班6同志出发宣传，赴白芒花地方各乡村散发传单及演讲，出发前，尚有余暇时间。于是，便教前来看热闹围场的十几个小孩子唱革命歌。其中有一位名叫弟现的儿童，最为聪慧，一学便会唱，稚音颇动听。当时还有男子五十余人，也随之兴奋跟唱。唱完歌后，黄埔战士还对他们解释歌曲的意义，并买十余仙的糖果，给小朋友分食。而第一团辎重宣传班的宣传战士，在每日行军之时，一遇到挑夫休息时间，凡有好奇的儿童们环绕而来，即教童唱歌。凡遇到农民，则讲主义感化他们。在第一次东征的2月份内中，军队留守龙岗驻扎较久，“与居民日趋接近，不觉之中，养成一种潜势力，如革命歌，杀贼歌等，竟化成一种童谣，到处闻此歌声，极为清晰幽雅”[10]，这种状况当然是非常感人的。其实，从音乐的自身功能看，原本就是人类进行情感愉悦的工具，甚至超越语言和国界。其抒情、宣泄、娱乐功能，在革命占地宣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恐怖的战争中，音乐首先就是友善的符号，对于消除陌生人群之间的恐惧心理，非常重要，当然可以很有效地服务于政治舆论宣传。

　　（五）

　　从政治宣传工作的外援合作形式看，黄埔军校战地宣传活动的组织方式，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战争阶段本身，就属于一种非常时期。双方打仗，还涉及到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复杂性在所难免。就宣传人员来说，虽然主要是黄埔军校自身培养出的政治专业人员。但由于语言（主要是潮汕语）、行为方式、主要服务目标人群（即东江民众、潮汕农民）等方面的差异，必须请求更适合的人员予以支援，甚至还需要通过国民政府组织程序，邀请有对东江潮汕等地民众更具认同性、亲和力的专门人员协助进行。1925年2月4日，黄埔军校随军前线校本部致函广东省城农民协会，请求其派宣传员数十人来本部，以分担战地的宣传工作。2月8日，军校前线校本部又派吴明同志返回广州，请农民讲习所派人早日来前进帮助宣传。2月13日，前线校本部再致函陈作为、吴明两同志，催促农民讲习所速派出宣传员。但由于农民讲习所方面也有现实困难，直到2月16日下午四时，吴明及农民讲习所的宣传员20名始到达全线。同时，为保证的战地宣传效果，与战事发生地域的国民党基层党部、基层地方工农组织进行合作，成为非常必要的补充。2月初，黄埔革命军过虎门，前线校本部即与虎门太平市的党部、农会、工会接洽，三者均表态欢迎拥戴革命军。尤其是该地农会非常热心，鉴于革命军军旅中印刷不便，还答应制作传单，派发给该地人民，做为党军宣传工作之助。2月5日晚十时，前线校本部为此专门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至该县党部接洽。当本部宣传队于次日上午到县党部汇合后，遂分途再进行讲演。在当日的宣传工作进行中，又不巧遇到特殊艰难的环境，队员们还采取了灵活的方法应对。黄埔军校校本部宣传队后来启程由太平市向前开进抵厚街，前往东莞。入东莞县城前，航道遇阻，但宣传队不肯停止其工作，即登岸徒步到该市宣传，如此往返三次，听众冒雨立听不去，效果甚佳。

　　（六）

　　在战地生活中，由于环境的复杂和险恶，黄埔军校的政治宣传队通常要克服异常困难。1925年 2月5日下午六时，宣传队将抵达东莞时，突见有土匪数百驻扎对岸，欲阻拦战士乘船。当土匪打听后知是黄埔军校的党军时，遂不阻止。由于黄埔军人不扰地方，声誉良好，当地土人也受至诚感动。 2月7日，当由东莞出发时，吴明、罗振声、罗汉、吴玠、王伯苍五同志，运送行李上船。政治部庶务李同志始说，现奉命令，水浅船小，行李由船输送，军人须由陆路步行，须速归本部集合前进。不料归来时，各同志都已出发，仅留少数宣传人员，大家只好迫不得冒险前进，行至中途，迷失道路，于是支付一元钱雇土人向导一人，幸而路上未遇土匪，安抵石龙车站。当日下午三时，在治安不稳的石龙车站乘火车向横沥进逼，晚七时安然至常平。

　　在东征战地的一系列宣传工作中，各类宣传材料的使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海报、传单、颜料、演艺道具等，用量很大。而当这些物品出现短缺时，战地宣传队有时可以动用专项经费就地购置。而有时买不到亟需物资，尚须回省城办理，这给战地宣传工作带来了一定麻烦和不便。在黄埔军校发动的第一次东征之初，校本部鉴于印刷困难，影响了正常工作，于是，出于无奈只好派出吴明同志回省城办理交涉留声机，以备在战地宣传中加大声音宣传，从而增加宣传效力。

　　邢照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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