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乘“追剿”中国工农红军之机,夺取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政大权,遂将其所部改编为五个师,即:一O二师(师长柏辉章)、一O三师(师长何知重)、一二一师(师长吴剑平)、新编第八师(师长蒋王绪)、一四O师(师长沈久成)。继以出黔抗日为名,将上述各师先后调离黔境。
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统治之后,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任命冯剑飞(贵州盘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为保安处长;将原驻贵州锦屏的“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部”代司令王伯勋所属部队改编为贵州保安第一团,由王伯勋任团长,所属三个营的第一营营长是熊云鸿(黄埔军校三期生,贵州贵定人),第二营营长韩迪(黄埔军校六期生,贵州郎岱人),第三营营长韦本宁(黄埔军校六期生,贵州三都县人)。未几,又成立保安第二团,由陈世贤任团长。冯剑飞为培养自己的势力,新成立保安司令部军官训练队,由王崇俭(黄埔军校三期生,湖南新化人)任班主任,杨伯瑜(黄埔军校六期生,贵州人)为队长,史维志(黄埔军校六期生,贵州贵定人)、季天禄(后改为季天行,解放前任贵州三青团干事长,黄埔六期生,贵州贵定人)为区队长,调训保安第一团连长以下军官和各专、县保安大队,中队军官。以后又建立保安处军士训练班,招收一批高、初中毕业生、从事军事训练。上述组织措施,乃企图以黄埔军校生为嫡系的贵州人来治理贵州部队。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举国上下,热血沸腾。在抗日的旗帜下,各省先后受命出师。贵州因黔军各部早已调离贵州,无师可出。此时,贵州全省保安处长冯剑飞奉命在黔成立预备第二师,并任师长,陈泰运(黄埔军校一期生,贵定人)任副师长;保安第一团团长王伯勋调任第五团团长,军事训练队队长张学圣为第六团团长,参谋处长王崇俭任第七团团长。连以下军官除抽调保安一、二团部分军官外,余由军官训练队及军士训练队充任。
士兵均来自各县,由各县征募科和国民兵团征募。步兵连编制为170名,机枪连为140名,从成立到编制就绪不到三个月时间。预备第二师如此顺利组成,主要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仇敌汽,因而纷纷报名参军。当时自愿报名的有各族各界青年,其中有许多在校读书的高、初中生。这些学生到军队后,大都成为连队的骨干,为后来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预备第二师成立未几,于一九三八年初即奉命开赴抗日前方。军队由南厂兵营出发,经过市区,受到贵阳市数万人民的夹道欢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收复失去的领土!”的口号声、鞭炮声响彻云宵。其后所经各县,人民也都夹道欢送,并为部队送干粮、端茶水、献花、献旗,表达了贵州人民对黔军出黔抗日的热忱。这对鼓舞部队士气,振奋人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预备第二师虽有万众部队,但未装备,到达镇远不能不停下来,作一些徒手的单人教练和列队训练。未及三月,被匆忙调离贵州,开赴湖南益阳、宁乡一带待命。不久,又开赴岳阳,月余后始领到武器。由于部队士兵均未曾操练过武器,武器到手后,即抓紧训练。当时,部队均分驻岳阳民房,为防止日寇飞机袭击,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只有利用空隙时间,作一点持枪的基本动作和射击打靶训练。从装备到训练,不到一个月,基本的持枪动作尚未熟练,即又奉命开赴九江,参加保卫大武汉战役。
部队经武汉时,正值蒋介石坐镇汉口,师长冯剑飞被召见,蒋介石询以部队整训情况,战斗力如何?冯剑飞据实陈述了部队成立经过,训练和到岳阳装备不到一个月等情况,并说:“战斗力嘛,学生无把握。”蒋听后勃然大怒,骂冯“不中用,无出息。”当即命令撤职,派陈明仁接替师长。但陈明仁未到职,部队已登船开赴九江,暂由副师长陈泰运负责指挥。
一九三八年五月,部队在九江登陆后,随即奉命扼守九江外围三十里铺、鸦雀山、陈宏山圈一带布防,未几即遭到由马当登陆的日军在海、空军配合下进攻,激战四昼夜,我军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敌人始终未能攻下一个阵地。最后,由于九江城失守,我军腹背受敌,奉命撤退。途中受到敌机狂轰滥炸和低空扫射,所有守九江的部队无分兵路,混成若干路各自寻径而走,待到天晚,到达沙河火车站集中时,清点人枪,各连队人不满百。后来除少数迷向为邻近部队收容外,多数均陆续归队,人枪无大的损失。这里值得提出的是,预二师在贵州成立时,士兵来自贵州农民、教师和在校学生,他们虽无作战经验,但却机智勇敢。象独山县的艾大伦就是这样。他是以一个中学生自愿报名参军的,武器到手后,很快就掌握了轻机关枪射击原理和射击技能,提为班长兼机枪射手。不幸在扼守鸦雀山战役中,为击退日寇的进攻,奋不顾身,手提机枪冲出阵地,被炮弹击中而牺牲。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也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预二师于九江撤退后,原奉命在瑞金集中,待到达该城时,眼见城内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全城一片废墟,部队露营一夜,翌晨即开赴阳新县,进行所谓“整补”。
为避免敌机袭击,部队在阳新县分散住在乡间民房,此时此地,陈明仁师长始来“就职”。陈到师视事的第一步,颇似“钦差大臣”,亲到各营、连队查点人枪,找连以上军官个别谈话,名为慰问,实乃考核,为以后整顿军官队伍作准备。第二步调整干部,先免去王伯勋第五团团长职务,相继免去各团团长及所有营长以上职务。笔者被“看中”留任营长,但不久即调师部任参谋。对连级干部又如何处理呢?一次,由陈明仁师长偕同新任的参谋长戴坚,集会第五团连以上军官到一个松林训话,日当正午,酷暑难当,听训话者汗流不止。第一营一连长王鹏飞(遵义板桥人)因听训时多次稍息互换左右脚,几次擦汗珠,被参谋长戴坚当场宣布撤职看守。这分明是树立他们新官上任的威风,企图用惩一做百的军阀手段来维持对这个“杂牌”队伍的统治。其结果是军心动摇,大为不满,军官、士兵纷纷不假而走者,难以数计,笔者亦因愤慨而随王伯勋调到一O三师。
田仲模(高教班11期)
(编者注:作者系原国民政府陆军少将、贵州省政协原常委、省参事室原副主任、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二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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