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黄埔（续一）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续一）

　　记者：黄埔军校在筹备过程遇到的困难和所做的艰辛开拓工作都有哪些？

　　陈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座新型军校。它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由政党组建的新式军校，也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军校。那时，正值国民革命政府初创时期，各政党、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严重，军事、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由此也可想象经济状况异常艰难。这些困难，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就显露出来，几乎陷军校筹备工作于夭折。但是，军校创办工作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合作下，终于成功完成了军校从筹备到开学的艰辛开拓工作。

　　（1）军校筹备处从居无定所到安营扎寨

　　办军校，除师资力量等条件外，选择和确定校址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军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对校园地点和规模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当初，校址虽然拟定在广州市东郊的黄埔岛，但开始筹建黄埔军校时的办公地点，却并不在黄埔岛。那时，黄埔岛上虽然有几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败瓦颓垣，且由于远离市区，水陆交通皆艰难，不便到岛上办公。

　　1924年1月，黄埔军校筹备处在开始工作后的近半个月里，根本没有固定地方可安置办公室。孙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号船停靠在江边，作为临时军校筹备处的办公地点。“大南洋”号船上的孙中山和国民政府要员为筹备军校殚精竭虑，彻夜不眠，招集教官及招生章程等许多文件都是在这艘大船上拟定并首先发出的。

　　军校筹备处漂泊于珠江上“大南洋”号船上，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船上船下地忙碌。随着招生工作的迅速进展，在船上接待外地来的师生已经显得很不方便，必须在陆地上设置地址相对固定的军校筹备处。后在多方努力下，在广州市区南堤2号（今沿江中路239号对面）寻找到一座西欧古罗马圆柱式小楼房，年租金200元白银。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边，南瞰滔滔江水，后临八旗二马路，全楼高约15米，是一幢3间3层、后进2层的西式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当时，这里是市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赌馆、妓院比比皆是，几家着名的百货公司大楼林立于附近。

　　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由“大南洋”号船开始迁移南堤2号古楼。2月8日，在此正式开展筹建军校的工作。筹备处启用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从此不断出现在广州的报刊上。

　　军校筹备委员会登岸入住南堤2号古楼后，在门前挂起了筹备委员会办事处的名匾，张贴出了第1期招生公告，公开打起了创建军校的旗帜。南堤2号古楼最早卷动了黄埔军校的历史风云，自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驻节这里开始，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同学会都曾在这里办公。因此，这里又被称作是黄埔军校的祖宗之圣地。

　　南堤2号古楼2楼中间会议室的会议，在广州早春的和风中一个接着一个地开，晚间楼内灯火通明。在筹备会开张初期，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后由廖仲恺代行其责。参加会议的除大元帅府任命的原大本营高级参谋王伯龄、原粤军第8师师长兼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原粤军西江讲武堂总教练林振雄以及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6名正式委员外，还有经王伯龄刚从粤军第6旅邀请来的原参谋长叶剑英、粤军骁将邓演达以及营长严重、原保定军校炮兵队长钱大钧、建国粤军军部参议刘峙、原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顾祝同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决定有关军校开办事宜，实施各项创校工作的进行。

　　这一时期，由筹委会委员长主席讨论决议的各种工作繁多，初步安排的主要工作有8项：订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招考学员，审查员生资格，决定第1期学员教练计划，决定全校员生须加入本党，决定服装、教材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办法。在筹备军校体制过程中，初定设立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个部，由各筹备委员暂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级办事人员则从各军军事学校在职人员中选拔，经严格挑选后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并规定全校员生必须加入国民党。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筹备处先期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员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员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筹备处自2月8日到南堤2号古楼办公，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在南堤历时3个多月，共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

　　（2）校长的难产和难缠的校长

　　筹备军校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校长的人选。本来军校校长是由孙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原因，不适宜做具体的校务工作，于是最初决定让程潜担任校长一职，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谁知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本来原由孙中山任校长，蒋介石无话可说，但当孙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长之职时，蒋介石则对校长一职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惯用手段。

　　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不辞而别。孙中山与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切实作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这才重返广州。

　　蒋介石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蒋介石，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2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任命。

　　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历史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3）军校师生几乎断炊，廖仲恺四处奔波筹措经费

　　经费问题是军校筹建时期遇到的大问题。

　　当时的广东还没有统一，新建立的广东革命政府有其名无其实，尤其在财政上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底。广东虽然是一个很富庶的省份，可就是在这样的省份，军校筹备费的开支却得不到保证。那时，广东革命政府地处广州一隅，陈炯明残部盘踞惠州，邓本殷军阀霸占南路，广州地区则有滇桂军阀掣肘。这些军阀横征暴敛还截留税款，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经济十分困难。经费没有来源，黄埔军校的筹建和运作总是捉襟见肘，筹款难以为继，甚至连工作人员的一日三餐伙食都不能保障。

　　廖仲恺作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受孙中山的委托，一直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方为军校筹措经费。廖仲恺虽然身兼党政要职，是国民党的绝对核心人物，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黄埔军校开始筹备，他就极力运筹。在蒋介石不辞而别离开广州后，廖仲恺只好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在校务筹备会上，廖仲恺向全体人员提出要求，他说：“创办本党军官学校，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一致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各项政策。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了，军官学校的筹办，将是涌于潮头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已经提请两党同志回去后在全国各地为本校招生。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优秀的、忠实于本党主义的人才集合到本党的旗帜下。现在，这里各项筹备工作要抓紧，加快落实。南堤2号，现已经成了全国关注的中心，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廖仲恺是着名的革命家，正气凛然，可是为了解决军校开办经费，提供师生们衣食住行所需款项，不能断炊，他只好与滇桂军阀周旋，蒙受委屈，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经常求助于当地军阀，甚至常常要在夜里到滇系军阀杨希闵的鸦片床前耐心做工作，等他签字，然后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领到解决师生吃饭问题的款项，连夜送到军校。

　　有一天，廖仲恺忙到凌晨4点才回家，夫人何香凝不免有些意见。廖仲恺含泪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不然黄埔师生再过两天便无米食了！”堂堂国民党大员就为了黄埔军校真的是忍辱负重，连尊严都放弃了。如果款项不够，廖仲恺还拿出自家积蓄，实在不行了甚至四处借贷。但只要军校经费告急，他却总是说：“经费由我负责，你们一心搞好学习和训练就行了”。

　　蒋介石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回到广州后对筹委会的工作有意见，他在筹措办校经费上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

　　廖仲恺之于黄埔，一如黄埔之于其学子。廖仲恺在大会上对黄埔第1期学员讲，这几天大家能够开饭，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拿去抵押，才能在东堤粮店买到数百担大米。何香凝的一颗钻石戒指值数万元，所以抵押后能买数百担大米。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记载说：“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1期学生500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这还不讲，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今天就会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

　　为了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廖仲恺经常到军校亲自任课、讲演。他语重心长地向学员们讲述进军校学习不是为了做官的道理，说：“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员，纵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军装。拿了一把指挥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恺先生不仅是这样教育学员，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为办好军校，不辞劳苦，做了许多工作。

　　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的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记者：当时报考黄埔军校的条件是什么？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和录取情况怎样？

　　陈宇：南堤2号门前自挂出了黄埔军校筹备处的牌子后，门里门外开始忙碌起来，人群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埔军校的第一个《招生简章》。

　　（1）名额分配、报考条件和招生工作

　　关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和生源，军校筹委会决定在全国19个省进行招考。1924年2月10日，拟定招生名额为324人。分配各省区招考学员名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计168人；东三省、热河、察哈尔计50人；湘、粤、滇、豫、桂军5个军各15人，计75人；国民党先烈家属20人；留有9个人的名额作为机动。另招备取生30人至50人。

　　关于考生要求，军校筹委会最初拟定的简章，要求学生必须“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而身体则要“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笔试口试，考的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

　　黄埔军校招生虽说是全国性的，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在国民党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几则启事。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却不能公开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时的国民党组织松散，对全国招生如何进行无能为力。眼看着各地报考工作要落空，孙中山焦急万分，廖仲恺急忙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国民党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试。

　　黄埔军校招生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军事学校，招考的第1期学员采用秘密招生方式。为了保证学员政治质量，每一名学员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因之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1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

　　时年31岁的毛泽东，精力过人，胆大心细，他倾全力帮助黄埔军校招收各地英才。查阅《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队详细调查表》，可见在学员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一栏中，有5名湖南学员的入校介绍人中都有毛泽东的名字，这5人是：新田县的蒋先云，耒阳县的伍文生和李汉藩，衡山县的赵楠，醴陵县的张际春（非后来的解放军第2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两人同名同姓同乡，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的张际春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苏联学习两年回国后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泽东出面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所谓分考场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毛泽东在这里给许多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多年后这些热血青年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刻，毛泽东都会说一句“让我们相约在广州”，都记得毛泽东在码头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诚的祝愿。

　　（2）各地优秀青年云集广州参加考试

　　军校的入学考试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当时毛泽东即在上海负责初试工作，初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也是如此，东路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之下的军官数十人报考军校，东路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复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

　　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目混珠者。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为保证学员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的第一步是他在《新青年》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军校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悄悄约上几个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棫等，从山西来到上海，在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在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

　　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要好同学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等，也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便从陕西匆匆赶来。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举荐，才获准补考。否则，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方阵里就会少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徵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陈赓、宋希濂等报考黄埔军校，则是属于现代职场中的“跳槽”行为。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学校”，被录取后于1924年1月到广州入校学习。3月，当黄埔军校招生的布告贴出后，陈赓、宋希濂等在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招生简章，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一面仔细地研读，一面在心中琢磨：“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陈赓《我的自传》，见《陈赓日记》，第229页）他们当即议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在入学考试后被顺利录取。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原讲武学校的其他学员如左权等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由此有了半年后的集体大“跳槽”，原讲武学校停办，却为黄埔军校平增了150多名学员。

　　在这第1期考生中，以后成为着名将领的胡宗南则是哭进黄埔军校的。胡出生于浙东宁波镇海陈华埔朱家塘村一户小药店主之家，聪慧好学，读小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读中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窘迫，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除教书外，他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史学名着，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随后他便断言10年后，中日必然发生战争，恰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凭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被公认为“预言家”。

　　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时，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学员们分期分批被秘密送往广东。

　　广东的复试特别严格，首先是资格审查，按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4条第1项规定，投考者“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而胡宗南当时已经是29岁，根本就不符合条件，但可以在报名册上做一下手脚。接下来便是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5条的规定，进行身高、肺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军校考试委员会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

　　考官先让考生排成一队，这一下胡宗南的身高弱势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他这个不足1.60米的个子差不多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身体又较弱。考官当即把胡从队伍里拉了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这也就是说，胡宗南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这一结果对胡宗南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他看着教官那张严肃的脸，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再想到自己有家不可回，上海的生意又欠债累累，就放声大哭起来。举目无亲，找不出一个朋友或熟悉的人来帮忙，他真的是已步入人生的绝境了。

　　哭了一会儿后，胡宗南猛然间站了起来，他真是火冒三丈，慷慨陈词，责问把他拎出来的教官：“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驰骋疆场？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只有1.68米，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那个教官见状惊得目瞪口呆，可胡宗南的嗓门越来越大，他大喊了起来：“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让许多热血青年报国无门！”考场上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正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廖仲恺。

　　廖仲恺出门一看，就乐了，他对着胡宗南也大声喊道：“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接着转身回到房间内，写了一张字条交给胡宗南。字条上书：“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凭着廖仲恺的字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了接下来的文化考试。整一个月后，黄埔一期学员入学考试发榜，胡宗南被列在备取生一栏中。那时的廖仲恺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后来成了肩扛3颗金星的上将。

　　（3）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录取和开学

　　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场，举行第1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各地投考的学员共1200余人，3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多取。4月28日发榜，经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备取生120人（还有说117人或100余人）。在第1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员总数的1/8。

　　当时负责筹建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1期学员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员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员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1期学员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员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5月5日和7日，经过考试选拔的400多名第1期学员正式入校上课。编为4个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1、第2、第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分别以吕梦熊、茅延桢、金佛庄、李伟章为各队队长（其中茅、金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在这时急于抓军队，急需办军校培养人才，来广州报考军校的又多是热血青年，所以，能录取的尽量录取。这第一期来报名的青年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为此，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从山西来的徐向前等10多名考生，还有从陕西来的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杜聿明等10多名考生在于右任的保荐下，都被录取了。

　　招收的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于1924年5月入学，陆续到黄埔长洲岛入校报到。岛上的原旧军校校址因年久失修，荒草遍地，军校组织力量进行大扫除，维修校舍，披荆斩棘，除秽去污，使这片从前的蛇鼠聚众的废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第1期学生，学期规定半年，均为步兵科，组成学员总队。邓演达为学员总队长，后严重接任。初期为4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后由湘军讲武学堂合并到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1人编成的第6队学员也归入第1期，因此这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

　　这期毕业生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这期学员中，有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考第1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还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国民党方面的着名将领。总的概括来看，第1期学员有以下特点：一是当时军校不公开招生，学员来自冀、鲁、晋、豫、陕、甘、江、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滇、黔、吉、黑、蒙21个省，除新疆、西藏等外，其余各省差不多都有人参加，最多的是湖南197人，广东108人；二是学员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谭煜麟仅16岁，最大的丁虎39岁；三是学员文化程度不平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四是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等，但家庭富有者很少。

　　第1期学生为黄埔军校开启了辉煌的第一页，黄埔军校从此走向历史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