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黄埔（续四）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续四）

　　记者：为什么说黄埔军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军事学校？它与中国旧式军校的显着区别在哪里？

　　陈宇：中国早期军校，大约源于原始社会晚期。如，夏商西周的校、庠、辟雍、瞽宗、国学、乡学，春秋战国的私学，隋唐的武举，宋元明和清前期的武学。统治阶级派遣官吏、教师管理军校，着重培养自己的子弟。教学内容多以适应冷兵器作战为主，教材有《武经七书》等，教育场所为数不多、规模也不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50年的晚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较为先进的近代枪炮、舰船使用于作战中，由此带来了中国军校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开办的军校主要有：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7）、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天津电报学堂（1880）、天津北洋医学堂（1881）、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5）、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6）、山东威海水师学堂（1889）、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0）、烟台海军学堂（1894）等，主要培养适应枪炮战和海战的军事人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全国兴起编练新军热潮，军校突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竞相开办。着名的如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的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主办的江南陆军学堂等。各省为培养地方势力，先后建立“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些地方军阀为扩充军事实力，成立临时军校性质的“学兵队”。1897年、1898年间，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等省先后开办武备学堂。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考试，开始重用军事学堂毕业生，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制度的重大转折。1904年，清廷颁布《陆军学堂办法》，江苏、绥远、四川、福建、江西、广东、甘肃、湖南、河南等省也陆续开办武备学堂。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军事学堂也纷纷登场，如行营将弁学堂（1902）、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03）、陆军宪兵学堂（1906）、北洋陆军讲武堂（1906）、陆军贵胄学堂（1906）、京师陆军小学堂（1906）、东三省讲武堂（1907）、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等等。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了清朝末年的军事教育体系。北洋政府准许各地相继开办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军士学校，以解决辛亥革命后军事教育上的接续问题，使得大批闲散军事人才得以利用，为国家储备了军事教育人才。特别是陆军预备学校，不仅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准备了大批生源，并且完成了民国陆军三级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中的基础教育，与后来的陆军军官学校形成了连续一贯的军事教育体系。1912年，陆军部主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这是北洋政府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军事学校。相隔12年后创办黄埔军校时，80%的军事教官来自保定军校。保定军校在1923年8月第9期学生毕业时宣告停办，此时黄埔军校正在筹办中，距开学相差10个月。本文所言“中国旧式军校”，指的主要就是包括保定军校在内的上溯至晚晴时期的各种军校。清政府办的军校和民国初年各地方政府办的军校，从形式上看像是新式军校，有的还名曰训练“新军”，但其办校宗旨是为清政府或为军阀政府服务，从本质上仍属旧式军校。

　　黄埔军校是一所完全新型的军事学校，摈弃了以往旧军队制度上的一些弊端，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军路线，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开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以往旧式军校相比，黄埔军校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比较直观的诸如：采用新式武器，引进西方新式教育训练；教学结构比较完备；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并聘请苏联教官，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区别旧式军校的特点，但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革命目标而创办军校

　　建立中国革命军队的正规学校，是国共两党的初衷，它的革命性在于使学生“不仅知道枪应该怎么放，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武装学生。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员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创办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建设“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

　　黄埔军校以孙中山“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教学大纲规定教育目标和目的，是“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了解本党党部组织与对于农工运动之态度”，懂得“只有藉政治工作阐明本党的学说和主义，养成士兵确定的革命观念，方可保证军队统一与为主义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当兵、为什么要打仗的道理，就能克服雇佣军队的思想。如1926年9月《军人周报》第5期发表军校学生撰写的《革命军人的精神》文中所讲：升官发财不是我们的目的，拿薪饷糊口不是我们当兵的原因。我们做革命军人要有五种精神：一是爱国，二是爱民，三是服从党令，四是为主义而牺牲，五是服从国家命令而不服从私人命令。有了这五种精神，就算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

　　黄埔军校初创时经费不足，武器简陋，生活艰苦，仍成为青年所向往的革命摇篮。当时青年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到黄埔去”!黄埔军校的教育训练，在前几期因时间急、任务紧，仅有“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但作为革命的军官培训基地，教育效果显然与旧式军校有很大区别。李宗仁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这种朝气是旧式军校不具有的，奥妙就在于师生树立了革命目标，其士气与战斗力是旧式军校所无法比拟的。

　　（2）由政党创办真正属于革命党的军校

　　黄埔军校由革命党创办，与旧式军校有本质不同。旧式军校主要由清政府或地方军阀创办，用来维护封建统治或者个人利益。黄埔军校则是由当时的革命进步团体——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创办，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一所为创建真正属于革命党的军队之学校。

　　孙中山以往领导的武装起义，或是通过“联络会党”，由各会党首领先后举兵，然后得以群众响应；或是在新军中注入革命知识分子，使新军倾向于革命党，为革命党所用。但无论是会党还是新军，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队，并不真正属于革命党人。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各有地盘，各为其主，互不统属，多数军队是军阀控制的。个别军队虽受孙中山指挥，但未经政治改造，不能称之为真正革命军。诚如孙中山所说：“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人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 孙中山为建立革命军改造国家，以国民党名义开办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为目标，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设置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教育课程，创新了中国政党办学校、办军校的先河，提供了成功范例，揭开了中国军事教育史新篇章。

　　（3）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

　　黄埔军校由国民党主办，凡入校者须参加国民党组织。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与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同为军校最高领导人。军校创建时，孙中山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仿效苏联红军建制，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军校的党代表，任命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为副主任。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制度，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党代表作为国民党在军队中的代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监督行政工作。对军队有监察领导的权力，参加部队管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精神，并承担保证完成训练及一切战斗任务的责任。军事首长的一切命令，必须有党代表签署方能有效。政治部是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治领导机关，是军事首长和党代表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自理机关。职责“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务使严重的军队纪律在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指导之下，以巩固战斗力之基础，使部队成为严密的组织”。校军属下团队之党代表，也由政治部管理。根据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抽调一批优秀党员任军校干部和政治教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建立健全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对全校实施政治教育训练。军校政治工作在战时发挥了极大的保障作用和巨大威力，其经验被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各军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直至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仍然坚持这一制度。

　　（4）引导学生确立政治信仰

　　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当权者认为军队的教育唯有军事训练，至于政治信仰、军事思想、战术战略，那是当权者考虑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军队只是他们维护统治的工具，没有必要有自己的思想与信仰。因此，旧军队是建立在雇佣制基础之上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为生计才去当兵，若有目的也是为了升官发财。很显然，这样的军人不可能建成革命军。孙中山强调，“革命军的基础”，“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气，树立革命的理想。他要求黄埔师生“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培养军校学生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念和信仰，是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式军校的根本所在。

　　军队在战争中能否取胜，精神因素非常重要。有政治信仰的思想武装，必然使各级军官在最后战斗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一支军队只有有了正确的思想信仰，才能攻坚克难，无往不胜。黄埔军校之前，鲜有军事院校能够对学生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的授课。而黄埔军校毕业生除了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技能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被后来的国共两党军校所效仿。也正因为如此，黄埔军校注重启迪培养学生的进步思想和崇高信仰，才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如此之多的杰出军事将领。这些看似飘渺的政治信仰，支撑着他们在北伐、抗战等艰苦卓绝的作战中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般的经典战役。黄埔军校建立在政治信仰之上的军事教育，是对旧军校、旧军队训练思想的重大突破。

　　（5）具有显着特点的政治工作

　　在旧中国的军阀部队中，没有近现代意义上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在中国即从黄埔军校开始创立。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即是政治工作；黄埔军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政治工作全面而正确的开展。恽代英在《革命军》第10期发表文章，提出要靠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使每个军人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下与敌人作战。杨新民在《黄埔潮》第19期撰文，明确指出：“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与军事训练同样重要。不但是同样重要，并且有相互的关系而不能离开，不但革命军与军阀军队之区别在这一点，革命军之所以成为革命军也在这一点。”在军队建立政治工作，成为区别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显着标志。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是旧式军校和军阀部队所没有的。

　　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黄埔军校的宣传工作，分为平时与战时宣传。宣传对象有群众、本军、友军和敌军。军校政治部除设有宣传、组织二科外，还设有社会运动科，帮助建立工农商学各界民众团体。周恩来《在东莞商务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把东征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而黄埔校军此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东征军政治部从黄埔军校、广州农讲所、政治训练班抽调237人组成宣传队，由李立三、傅维钰、李劳工、周逸群、卢德铭负责。宣传队印制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告敌军官兵》等传单，在沿途的城镇、乡村、车站、码头散发宣传品，张贴标语、布告和画片，搞军民联欢和演剧，军校剧社也表演了文艺节目。每到宿营地或候车候船时，宣传队便向军人演讲东征的意义和军民合作的重要性，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政治宣传，激励士气，对争取民众、组织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以革命精神维持纪律。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对违反者，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罚薪、记过或党内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直至给予监禁或枪毙的处罚。

　　三是争取教育和瓦解敌军。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指出：“敌人的士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人，其所以变成敌人，是因为被他们的官长蒙蔽欺骗了，如果使他们了解政治的意义及其切身的利益，他们便会和我们携手”，要“监察本军兵士不要恐吓或辱骂俘虏来的敌人，对俘虏要有正当的待遇”，“在俘虏的兵士中，也要进行政治工作；派遣到敌人中秘密进行政治工作，最好将已宣传成熟的俘虏派回去”。从1926年12月起，黄埔军校开办了由共产党员韩麟符任主任的俘虏军官训练班，对被俘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1300名下级军官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教育，然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部工作。黄埔军校从俘虏中成批挑选下级军官加以训练，将表现好的分配到部队中工作，这在旧式军校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6）实行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

　　旧式军校仅仅侧重于军事教育，要求学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不问政治为高尚”，把学生培养成机械执行命令的驯服工具。在黄埔军校中，却专门设有传播革命思想的政治教育课，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传授革命的基本政治理论，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提高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自觉性和斗志。从黄埔军校安排的课程看，其人才培养模式较之旧式军校有很大不同，军校为学生安排了许多政治思想理论的学习，并经常邀请一些着名的进步人士到校进行讲演。由此可见，相比较于晚清政府组建的“新军”和其他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教育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国民革命。这是黄埔军校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开创了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先河。

　　军校实施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孙中山关于既学军事又学政治的指导思想来制定的。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要求学生要有高深的学问，指出：“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丰悌在所写的《本校从黄埔到南京的变化》一文对军校教育方针作了具体阐述，他说：“所谓教育方针，便是教育施行所根据的原则。这个原则，简言之，乃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超过于军事教育之势。”黄埔军校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突出革命的政治教育，走上了全新的建军道路。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撰文《一年来的本校政治部》，指出：“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注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是互补的，学生要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更要有为革命奋斗牺牲的思想。而政治教育是实现黄埔军校宗旨的根本保证，是创造革命军的灵魂与保证，对师生和革命军官兵的思想起着主导作用。

　　（7）课堂教学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黄埔军校不同于旧式军校教育的又一显着特点。黄埔军校贯彻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们边学习，边工作，边作战，在创造革命奇迹的同时，锻炼成为孙中山所倡导要求的真正的“革命军”战士。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就决定了军校必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实践。而军校是在众多军阀虎视眈眈下创立的，必然遭到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排挤，客观上使得军校必须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体组成的东征军，赢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还有平定杨刘叛乱，参加北伐战争，都使在校学生或刚毕业的学生在战火中加深理解昨天在课堂上学习的军事理论，并立竿见影迅速应用到战争实践中。

　　黄埔军校注重实际办学，同时与当地农工商学各界保持着密切联系。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黄埔学生拥有许多参与政治活动、工农运动、革命战争的机会，在这些场合中，他们充分展示了自身联系社会实际的才智和能力。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所制定的《战时宣传大纲》，规定学生要学用结合，要有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这些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学生们在校期间参加现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既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加速了他们成为孙中山所期望的“革命军”的进程。

　　记者：政治教育第一的思想体现在黄埔军校教学中的哪些方面？

　　陈宇：黄埔军校注重国民革命的宗旨和主义教育，把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在内容上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以培植学生的革命思想。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学校的教育经验，重视政治教育，其教育的内容充满着时代的浓厚革命气息，与世界潮流的脉搏谐动，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文化，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方向。因此，黄埔军校一反旧式军校的弊端，不以纯军事技术训练为主，而是采取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方式，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特点，充分反映在教学的各个方面。

　　（1）广招政治教育人才，充实教官队伍

　　人才是办好军校的重要因素。军事教官可从国内军校或在外国军校留学的人中挑选，但在军校中开设政治课程，除苏联外，没有别的军校可资借鉴。而苏联与中国国情不同，社会状况、革命任务、对象和特点都不同，政治教育课的内容与方式不可以照搬苏联军校模式。因此，黄埔军校在开办时，要寻求既了解三民主义又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官十分困难。

　　军校始创阶段，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是国民党政治家，却对政治课的认识很肤浅。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戴季陶号称孙文主义理论家，却并不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接着，邵元冲出任政治部主任，仍无能力使军校政治工作改观。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政界人士，名为兼任政治教官，实忙于应付时局问题，无暇到校作政治演讲。廖仲恺鉴于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涣散，惟有请求中国共产党帮助。这时，恰好共产党人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他到广州后，参加平民教育工作，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离开军校。周恩来于是接替邵元冲兼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后，周恩来辞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之职，仍保留区委常委，并兼军委书记，专注于军事系统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是中共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帮助孙中山办军校的一项重要举措。

　　周恩来是最早提出创建革命军队和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他到黄埔军校之前，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几乎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到校任职后，首先整顿政治部，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和充实，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政治部是作为军校国民党党部的工作机关而设立的，其工作对党代表负责，任务是培植学生的国民革命意识。对内负责政治训练，指导党务活动；对外负责宣传和组织民众，推动国民革命。调整后的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分别由共产党人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负责。各股的日常工作分别是：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和大纲，出版《军事政治月刊》和《士兵之友》等，编印《政治问答集》和部分教材，编制各种调查表格，指导学生社团和党务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娱乐活动等。

　　军校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对师生的政治教育，保证了孙中山办校宗旨的实现。周恩来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抓具体工作的落实上，他指出：军校政治部要做好3项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校军教导第一团选派党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壁报《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最后还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其中，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全校官长、员生、士兵、夫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遵守革命纪律。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 政治部设有图书馆，所有书报均对学生开放，鼓励学生自学和钻研。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自此蓬勃开展起来。

　　此后，共产党又派邵力子、卜士奇、熊雄、鲁易、包惠僧等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派聂荣臻担任政治部秘书兼《军事政治月刊》主编、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韩麟符、于树德、熊锐、廖化平、李求实、安体诚、孙炳文、高语罕等为政治教官，又从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蒋先云、李之龙、李汉藩、杨其纲、王逸常等一部分德才兼备的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充实了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生力量，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使军校政治工作面目一新。

　　军校政工人员以良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对官兵员生起到了表率作用。1926年11月，游步瀛在《黄埔潮》第19期发表《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一文，提出政工人员要以身作则，“在行动上，要站在党的观点上，注意客观事实，光明磊落地与部队长官合作，诱之趋于革命化，并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信仰；在宣传上，不单凭理论、口号，要注意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和群众心理；在态度上，对长官和群众均应诚挚、和蔼、慈祥，不能有严峻苛刻的现象；在知识上，要刻苦努力学习，对党的主义、世界趋势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都应详细懂得。”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萧楚女和聂荣臻等党政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政工人员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以其良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对广大官兵起到了表率作用。

　　（2）《政治教育大纲》的实施

　　黄埔军校建立后，实施全面的政治教育，并不断完善政治教育实施方案。1924年11月，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政治教育有了系统的教学实施方案，后经过1925年的两次东征等战火的检验和实践充实，政治教育更加系统化。1926年10月4日，军校制定颁布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较好地体现了军校的办学方针和政治教育概况，使思想政治教育正规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大纲既是军校几年来政治教育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几期办学的政治教育方案，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军校政治教育的最高水平，有着许多显着的特点。

　　大纲明确了实施和加强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政治教育方针政策。大纲分为“总纲”、“政治大队”、“军官大队”3部分。“总纲”是统帅全文的精髓，指出：军校政治，军事训练，要以孙中山“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训示为最高原则。大纲切实解决军校能够迅速提高学生政治素质的问题，重点指出政治训练要依据10个条件计划施行，即规定了政治教育10个方面的内容：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责任，彻底了解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彻底了解孙中山学说和三民主义的基本原理，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彻底了解各种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知识，彻底了解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工农群众的物质要求，彻底了解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力量所必要的，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训练对革命的重要作用，彻底了解军队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以上教育，是为了“洗刷学生入校以前所受许多流俗传统的错误见解的影响，养成他们正确的人生观”。这10个“彻底了解”，是总纲的中心议题，指出了军校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和办校方针与目的。

　　除规定增加政治训练的时间外，军校根据大纲制定了全面系统的政治教育科目。最初规定了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后来对一般学生队规定开设的政治课增加到26门。即：《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国民党的组织问题》、《本党宣传训令》、《总理学说》、《建国大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史》、《近代国际关系》、《各国革命史》、《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组织》、《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运动》、《经济学概要》、《政治学概要》、《社会科学概要》、《经济政策》、《农村问题研究》、《农民运动》、《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军队中政治工作》。每门课最多讲授16次（32小时），最少讲授4次（8小时），都要经过考试评定成绩。军校规定了政治及军官大队的授课科目及课时，开课多达44门。政治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人才，如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及政治部工作人员。授课时间，每周18次，每次70分钟，全修业时间为8个月，并分为3大段时间，循环式上课，共授课446次。军官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军队中的下级干部人才，如部队官长、官佐及各种服务人员。授课时间，每周6次，每次70分钟，全修业时间为8个月，共授课148次。

　　大纲规定课程内容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现实，规定了以“学以致用”为突出特点的授课科目。每门课程的开设，都相对当时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说明军校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学以致用。大纲规定，政治大队的讲演课约占总课时的二十分之一。讨论30次，约占总课时的十四分之一。测验12次，约占总课时的三十七分之一。实习课（深入社会调查）46次，约占总课时的十分之一。综上参加社会实践共有110次，与在课堂上听课学理论的时间比例是一比三。军官大队参加社会实践课共有38次，与在课堂上听课学理论的时间比例是一比四。由此比例数字，足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重视理论灌输，更重视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大纲并就每一课程详细规定了教授事项，如“军队中政治工作”科目规定共讲6课，这6课的教授中心议题依次是：军队的性质、兵士与民众的心理、平时对于兵士的政治工作、平时对于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兵士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敌人俘虏的政治工作。这些讲授内容，都是现实中一些问题的参考答案和解决方法，具体而实用，课堂上讲的东西，又几乎都是昨天刚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拿到今天来讲，总结经验教训。因而说，学生们今天在课堂上学的，明天就可直接运用于实践中，这种活生生的“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其效率之高、效果之大也就显而易见了。故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生之所以能取得日后辉煌战绩，无不与在校学习时培养的求实精神有关。

　　（3）政治教育训练多样化

　　军校政治部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政治训练进度表》和《政治训练授课调查表》，颁发“革命军格言”和“日课问答”等，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军校政治教育，形式生动活泼，丰富多样，为广大学生喜闻乐见。

　　一是深受欢迎的必修政治课。这是军校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由专职政治教官讲授，有专门的教材，规范化程度和教学质量都很高。军校将讲授与学生讲演、讨论、实践、考核结合起来，教学效果很好。政治课使全校师生了解政治常识，增强革命信念，明确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革命的方法是发动民众、吃苦耐劳和严守纪律。结合授课内容，政治部每周组织一两次政治演讲或专题讨论，并据此评定和统计学生成绩。

　　二是邀请社会名流到校演讲的政治报告会。军校经常举行报告会，定期邀请当时的一些政治理论家、社会知名人士到校进行演讲。教学大纲规定政治教育除正课外，每期学生另安排讲演课22次。主讲人有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何香凝、李烈钧等国民党要人和鲁迅等社会名流，许多着名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等也应邀到军校演讲。其中，邓中夏讲《省港罢工之经过》，彭湃讲《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吴玉章讲《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鲍罗廷讲《革命的基础问题》，等等。场场爆满，掌声不绝，深受学生欢迎。这些受邀嘉宾讲演社会上正出现的思潮和争论的问题，讲军校、军人与当前社会的关系与历史使命，讲学生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让学生直接参加革命实践，辨别是非。正确与错误，落后与先进，学生们自有各自的见解和评说。黄埔军校办学在社会，把课堂开在了当代思想潮流的峰巅之上。

　　三是别开生面的政治讨论会。按《政治讨论会规则》，每次讨论以区队为单位，由擅长演讲的3名学生组成主席团，另选2人担任记录，政治教官负责解释问题和作结论。学生对各种问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也可将意见投入“政治问答箱”。教官将各种问题汇集后，在课堂或刊物上统一作答。周恩来经常参加主持讨论会，学生对各种问题可自由发表意见，气氛非常活跃。在此基础上，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将答案汇编成长达10万余言的《政治问答集》出版，有228个问答，共分6篇。其中第6篇专讲军队政治工作，要求革命军人了解主义、遵守纪律、深入民众、努力工作；做政治工作应结合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进行宣传，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对商人讲，革命可以消灭兵灾匪祸，提高购买力；对资本家讲，革命可以打倒外国经济压迫，发展本国产业。这些问答深入浅出，使学生既掌握了基本的政治常识，又学到了可操作的政治工作本领。

　　（4）因人施教,提高政治教育效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安排不同的内容，充分照顾了不同受教育者的层次特性。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根据对象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和军士教导4种，政治课程也就有所不同，分为学生政治教育、官长政治教育和士兵政治教育等不同层次。

　　学生队的政治教育课程，重在使学生了解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方针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培养学生对革命尽职尽忠的精神为目的。士兵政治教育把课程分为三民主义浅说、本党政策、国民革命概论等9个方面；官长政治教育安排有三民主义、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各国政党史略等8个方面内容，高级班的政治课程则增加到20种，以便担任革命军中较重要或专门的政治工作。另外，军校还办了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政治教育培训，如培养和选拔党代表的政治训练班和对全校官佐进行政治教育。

　　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在既定范围内作深浅难易、专门普通的调整，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提高了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如此针对不同的对象安排不同的教育内容的教学方式，也有利于提高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5）思想理论观点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国共两党在政治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但这一差异并没有造成黄埔军校建校初期设立政治教育课程的分歧。军校以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开设的政治课，科目十分丰富，涉及范围也很广。不仅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而且兼容了其他先进的思想，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习。这种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较好地实现了政治教育教学新大纲所要达到的目的。

　　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其中《社会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史》、《帝国主义》等课程，都是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理论教育的课程。《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总理学说》等课程，则是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课程。另外还有《社会问题》、《社会学科概论》、《社会进化史》等，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素质而开设的课程。军校明确规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练习本党主义外，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需细心阅览，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等书籍以及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携助本党之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学生的招收上，由于在前期采取推荐介绍入学的方式，使得进入军校学习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既有来自国民党，也有来自共产党和众多暂未加入党派的青年，可谓风云际会。使得黄埔岛成为国共两党近距离接触，共同参与建校建军的重要基地，充分体现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特点。

　　（6）编辑出版政治书刊，开展革命性和进步性文化活动

　　军校本着培养革命军事政治人才以组建革命军的教育目标，创办了“士兵之友”壁报和许多进步刊物，有日报、期刊、专刊、文集、丛书、讲义等，宣传革命思想，体现了革命性和进步性特点。定期出版物有《黄埔日刊》、《革命军》、《黄埔潮》、《军事政治月刊》、《先声旬刊》、《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革命画报》等报刊，发行的政治丛书有《各国革命运动概论》、《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政治概论》、《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军友必读》、《政治问答集》等，都以宣传反帝反封建为宗旨，推动着国民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其中，《黄埔日刊》一天的最高发行量达5万份。据1926年4月11日统计，军校在全国设有3000个发行点，8个月间发行报刊达1000万份。由于这些刊物均由政治部举办，而政治部内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因而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刊物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军校组织成立“血花剧社”，廖仲恺题写了“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锦旗。剧社在校内和校外宣传演出，每逢革命纪念日或学校举行大型文艺晚会都进行会演。一年内，剧社在校内外演出50多场，剧目有《血泪潮》、《还我自由》、《黄花岗》、《鸦片战争》、《革命军来了》、《联合战线》等。军校中设有俱乐部，按照学生兴趣分设为政治组、经济组、戏剧组等6个组，陶冶学生情操，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从这些文化活动内容可以看出，黄埔军校政治文化教育也充满了积极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军校学生以“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誓言互相勉励，并在校门口贴着“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和“革命者来”的横额，表明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军校政治部创作了不少革命歌曲，如《陆军学校校歌》、《爱民歌》等。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各级党代表负责教唱革命歌曲，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主义”的青年军人，激励他们的革命热情，使其思想日趋活跃，对提高战斗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军校师生们每天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军歌，显示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