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续五)
记者: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有什么特点?
陈宇:黄埔军校军事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们能领会军事教育的精神,熟习一般军事学原则及其战术上的实战应用,同时培训每位学生的良好军事素养,健壮体格,强化并拓展作为士兵和基层军官的军事体验,为以后立足军旅做一名优秀的中高级指挥员打下扎实基础。
(1)独特的尚武、牺牲的军人精神教育特点
中国古代、近代军队也重视精神教育,但无不是以封建陈腐的忠孝、荣辱观为内容,就连着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也是对将士“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近代军阀更是鼓吹军人以效忠长官为职志,狂热宣传为复仇、升官发财而打仗。将帅在战前动员时,告诫士兵:“军队好比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诱惑士兵追求高官厚禄,却讳言牺牲。
黄埔军校注重三民主义建军,军事教育中的“军人精神教育”,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教育,但又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的“军人精神教育”,一方面符合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同时又与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的愿景、教导和要求紧密相关,其中既有旧军校中的“尚武”精神教育,更有旧军校所没有的军人为国为民“牺牲”精神教育。
首先,黄埔军校军事教育以贯彻孙中山“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为宗旨,向学生灌输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201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孙中山要求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指挥作战,会做政治工作,而且勇于冲锋、敢于牺牲,具有爱国爱民、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讲中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军校领导和教官也直言军人以战死为荣,大门两旁张贴“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豪迈对联,全体学生高唱“打条血路”、“以血洒花”的校歌,成立“血花”剧社,黄埔本校时校内到处张贴“碧血千秋”、“奋斗牺牲”的标语,校区建设烈士陵园。这种“视战死为归途、慷慨赴死、虽死犹生”的军人精神教育,事实说明深入黄埔生骨髓,也足以理解曹渊、蒋先云、左权等黄埔生勇于陷阵、壮烈牺牲在战场的不同寻常死因。
其次,校长蒋介石非常关注对黄埔学生的“军人精神教育”。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应具备“勇猛威严、外威若安、临险如夷、坚忍不拔、不怕死”的精神。学生在预备教育期间所接受的第一节军事教育课就是校长训话。蒋介石从任校长至第一次东征的8个月中,给黄埔师生作了46次演讲。每次训话,都对学生进行革命鼓动。从第一期学生入学起,他就不断地向军校进行“军人精神教育”,说:“一个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义,对于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彻底了解,那不管是在枪林弹雨、人山血海之中,决无畏懦恐怖的心思。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军校教育方针与军人生活》,《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426页)蒋介石在军校的演讲,每次必讲三民主义,且声声言死,要求军人为三民主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可背义而生。他亲自编纂《新兵精神教育问答》、《革命军格言》、《军人必览》等,作为军校教材。学生毕业时,给每人发一柄刻有“成功成仁”、“军人魂”的“中正剑”更是贯穿了牺牲精神,对黄埔军人精神的形成和固化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第三,军校“军人精神教育”,还包括严格的军纪教育。在军事纪律、校风管理教育方面,军校制定了许多条例、法规,并紧密纳入军事教育科目中,对教职员以及学生的管理起了重要作用。筹备军校之初,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呈了《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其中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军事纪律。在学生入学以后,军校规定了更加详细的校规,有礼节令、校风令、考风令、请假令等。对教职员也有管理令、任用条例、晋薪条例等。如《饬官长除恶令》、《职员晋薪晋阶条例》、《教职员任用条例》、《革命军人连坐法》,对长官及教职员的管理做了详细的规定。甚至在小小的礼节方面,军校对学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在军事训练科目中专门开设了“敬礼演习”科目,规定学生见了长官要行礼,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在严格的军事纪律规范下,黄埔学生可谓军服整齐,精神振奋,呈现出新型军队的革新面貌。
(2)急用先学的学科、术科并举教育特点
黄埔军校军事教育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建校初,根据学制为半年的计划,在军事教育科目课程设置上,首先选定最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即学科和术科,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学科方面最初教学生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之教主要以蒋介石奉为圣典的德国和日本的大、小军事教程。军校常说的四大教程是:战术、兵器、交通、筑城。课程主要有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交通学等。术科方面的军事训练课目,分为制式教练、射击教练、重兵器教练、技术训练、野外演习等。军校制定了科学的军事教育训练科目,各科都有详细的科目表、授课进度表, 循序渐进,严格训练。
第一期学生,军事教育即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部分。学科方面,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等军事理论;术科方面,对学生施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等。
第二期学生,开始有专业之别,即分为步、炮、工、辎、宪兵五科。各科学生都有特定的必修科目。如工科学生,所授学科为: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垒教范、架桥教范、筑营教范、通信教范、交通教范、爆破教范、坑道教范、步兵教练摘要、野外勤务摘要、夜间教育等。术科方面,除制式教练与步兵略同外,其他有筑垒实施、架桥实施、爆破实施、筑营实施、坑道实施等。
第三期学生,所授学科仍以四大教程为主,另外还需学习军制学、马学、经理学、卫生学等。术科分为教练、野外演习射击、夜间演习、技术、马术、工作实施、典范令等几大块,内容较前两期有了较大的扩展。
第四期学生,军事教育增加了兵器学、地形学、测图演习等,所学内容更符合战争需要。军校军事教育十分强调演习课,“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多都在野外演习”。演习时学生仿如逼真状态,战斗气氛非常浓厚。
南京时期和成都时期的学科、术科教育日臻完善,仍是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
学科教程,建校初期主要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为主,后逐步形成战术、兵器、交通、筑城四大教程。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1936年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述:“学科由各教官以平日之心得撮要,钩玄详为讲述,由学生各自笔记,以便诵习。此外,对于军制学、交通学、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军语、军队符号等,亦择要详讲。至于战术作业、实地测图,亦按步实施。总之,对于军事学之必要学科,俱教授无遗焉” 。
术科教程,主要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后期有炮兵、通讯等技术兵种之后,教练内容则针对各特种大队的分科,进行不同的术科军事教育。1936年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述:“最初为单人徒手教练,教以各种步法暨转法,俟个人操作娴熟后,即施以班教练及排连营教练。举凡方向与各种队形之变换,俱依次循序实施。徒手操作熟习后,继即施以持枪教练。仍由单人以至班排连营,凡托枪、下枪、举枪、装退子弹、上下刺刀、各种射击与各种行进,密集、疏开、散开等队形以及各种战斗教练,均按程序一一施行。除制式教练外,对于野外演习尤为着重。凡单人战斗各动作,以及行军宿营战斗方式、联络勤务、土工作业等均按照教育步骤,依次实施。此外,对于夜间演习、实弹射击、阅兵分列各项检查,亦俱切实教练。当时术科方面,对于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二项更为认真,整军经武取用精宏,故能于短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
野外演习,分为战斗演习、勤务演习、夜间演习,最后汇总作综合野营演习,是黄埔军校自建校开始就有的传统军事教育课目,是军校生的必修课。黄埔生之所以走出校门就能立刻奔赴战场指挥战斗,显然与在军校中参加近乎实战的野外演习有很大关系。
军校最重视、对学生要求最严的是制式教练中的队列基本操练,如立正、稍息、敬礼、集合、正步等训练,特别突出表现在繁多的阅兵分列式上。那一道道程序,是军校学生军事教育中的必修课目。军校颁发了一整套《队列条例》和阅兵规则,作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阅兵分列式是军校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形式教育,是蒋介石的真传。
蒋介石到部队特别是到军校,首先看的就是队列制式动作,搞阅兵式分列式,内容主要是看“立正”、“敬礼”、“正步走”。考察骨干、选拔人员,也是看一个立正姿势。据说何应钦之所以被蒋介石看中,即是何在当黄埔军校教导团团长时,“立正”听蒋介石训话达两个小时之久而不动。蒋介石认为,只要“立正”做得好,就是理想的好部下。蒋介石还对“立正”的基本功发表训词说:“立正时,要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猛虎袭于后而心不惊,做到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然后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黄埔本校时期,每逢学生的演习操练、毕业训话,蒋介石都会亲临指导,检查相当严格,连最基本的队列动作,他都会亲自到学生面前纠正。黄埔军校后期,站在检阅台上的蒋介石,也常对阅兵分列式进行具体到某个动作的讲评。
为了一次阅兵分列式,学生们至少要在操场上“拔正步”半个多月。而且是这次阅兵分列式刚完,下一次紧接着又来了,有学生回忆军校生活,记忆中整天都是在操场上训练队列。据统计,一名黄埔生从入校到毕业,早期的半年学制毕业生约参加阅兵式10余次,后期的三年制以上毕业生参加阅兵式均在40次以上。第二十三期毕业生在校仅1年,参加较大规模的阅兵分列式,有1948年和1949年“双十节”阅兵分列式、1949年元旦、25周年校庆、蒋介石在9月和12月的两次来校、新旧校长交接仪式、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学生毕业典礼等9次阅兵分列式。阅兵分列式对学生来说,最苦的是队列训练中的走正步,几天下来,鞋底磨穿,有的学生不得要领,甚至震裂脚骨。这一套套的制式基本训练,实质上培养的是军人的绝对服从精神,同时培养的是一种无丝毫个人附加条件的赤胆忠心。
操场上的制式队列训练非常严格,别轻看那收腹挺胸、立定站立的功夫,那可是许多壮汉也会累得晕倒的力气活。太阳底下,雨水坑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站上2个小时,对黄埔生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黄埔军校对操场上的训练有着一套完整的规则,各分校也是如此,如潮州分校制定的《操场规则》有7条:第一,操场习练武艺,强健身心。凡在操场上的一切动作,必须精神活泼,军纪严肃。第二,闻出操号音时,用跑步即往各队指定地点站队,由各区队值日生整队,将出操人数查点清楚,向值星区队长报告完毕,然后归队。第三,操练时,不得擅自言动,即在解散休息时,亦不得过于自便,以肃纪律。第四,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军官。对于各种指挥,须认真留意学习,遇互相指挥时,务必各尽其责任,不得苟且敷衍。第五,非奏号音休息时,学生概不得请假,但因暴病不得已时,可据实情报告官长,听其允准,方可免操。第六,操练所用武器、装具,各须善自保管;休息时,须自行检查,以防损失。第七,校长、党代表及各部主任,或其他长官到操场时,听总队长总队值星官命令,按陆军礼节行礼。
(3)兼容并蓄多国军事教学理念的开放式教育特点
第一,兼容苏式、日式、德式、美式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初期的军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苏联红军的军事教育影响。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参观苏联红军和各类军事院校。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聘请苏联教官到校任教。因此,黄埔军校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如建校初期效仿苏联军校教育方法,制订了半年的训练计划,采用最新的军事教学理念和技术训练学生。黄埔军校有一个特殊的教官群体,这就是苏联顾问团,绝大多数是军事教官。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1924年6月29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训话时,盛赞苏联教官的教学方法及成效。中山舰事件后,随着苏联教官的逐渐减少,军校军事教育受苏军影响也越来越小。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还主要受到日本军事教育的影响。这主要是源自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1907年,蒋介石从陆军部陆军全国速成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考入东京振武学校习炮科。1909年冬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分发到日本陆军野炮兵联队。因此,蒋介石十分欣赏日本的军事教育。1946年4月,他在《对青年远征军退伍士兵训词》中说:“我在24岁就派到日本野炮兵联队,入伍了一年。……纪律的拘束和生活的单调,干燥无味,使我当时感觉得太不合理了。但是我今天回忆起来,我生平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定的基础。”正因为这段留日生活,对蒋介石此后的军事教育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潜移默化深刻影响到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南京时期之后,军校还聘请德国、美国军事顾问到校指导教学。德、美军事顾问的教育,在一段时间里也深刻影响了军校的军事教育。军校这种兼容并蓄的教学方式,虽然在一些历史阶段是受世界形势大格局的影响,但在军事“知己知彼”和教育“能者为师”要义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第二,定期的先进军事讲演内容和深入的军事学术研究。
黄埔军校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讲演”制度,1927年5月制定了《军事讲演规则》。定期讲授世界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一般每周为两次。军事演讲有普通和特别之分,普通演讲旨在灌输军官必要知识,特别演讲专为介绍军事上特别的、新的学识,或报告各种战役经过,或其他军事上种种问题,对军事教育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生请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为了使军事训练更有成效,军校鼓舞广大学生联系实际展开军事学术研究。军校在建校之初设立了“革命军事研究会”,对军事问题做广泛深入研究。军校联系时代背景,结合当时军事情况,拟出研究情报、时事、编制、调查、教育、兵器、培材、建设八大问题,帮助学生从更深层次探讨军事政治问题,其目的在于补助课堂上的教育,求得学生的崭新军事理念。
第三,革新教学方法。
军校大胆革新教学方法,尤为重视启发式、形象化和示范教学。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等,军事素质勘为众军事教官的典范。他们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生动风趣,寓意深刻,富于启发式,示范动作准确明了,引人入胜。进行排连营教练时,课堂上使用挂图与沙盘,野外演习时,红蓝军交替演练。上单兵教练时,教官以身示范,反复亲手指导纠正,不厌其烦,直到学生完全理解和动作正确为止。
教练示范后,就是学生们的反复训练。军校非常强调演习课,分为野外作业、战术演练和野营演习3大类。学生们在校期间都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演习。军事演习常连续日夜进行,实战形态逼真,战斗空气甚为紧张,当时称之谓“知行合一”。
军校特别重视军事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对有突出贡献者常给以奖励。如在第二十三期春季校阅中,尤以工兵第一中队成绩突出,设计制造的6种夜间射击设备对军事训练有着极大的辅助作用,其中“万能经始仪”能在20秒内完成极其复杂的筑城经始图,并附有人时除土量计算表。军校给以高度评价,关麟徵校长在校阅中对本中队长李志圣提出表扬,赞赏这个中队渡河基础作业教授方法新颖,官生动作确实,并对研制改革教学设备的官生给予物质奖励。
军校对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的学生进行及时通报表扬,激励全体学生的练武热情。在黄埔岛本校时期,每期都评出20多名优等生,共产党员蒋先云是第一期的优等生第一名。在中后期,约每半年评比一次,被表扬的“勤学学生”约占全体学生的3%。军事教官也多从各方面鼓励学生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不管是哪党哪派,学军事本领到什么时代都有用。”也助长了学生们刻苦学习军事的热情。
(4)以战代学的教战并行一体化教育特点
注重实用,不尚空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黄埔军校的教育方针,也是其军事教育的突出特点。黄埔军校贯彻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们边学习,边作战,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素质高、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军事技能过硬的创新性人才,使学生锻炼成为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革命军”战士。
第一,把战争视为学习的大课堂,在战争中边学边用。
每次战役,上自校长、军事总顾问,下至各科教官和顾问,都随队出征,利用战斗间隙教学,活学活用。术科的许多项目,如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侦探勤务、行军警戒、行军宿营等,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每遇一次战事,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
1924年秋,黄埔军校建校不久,广州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尚未建立自己的革命军,唯一可靠的力量仅是黄埔军校在校学习不到半年的第一期学生630多人,还有刚进校仅半个月的第二期部分新生约200人。在这种紧急险恶的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黄埔学生为主力消灭商团军。军校接到命令后,立即决定举行夜间演习,为掩护自己的意图,公开宣布进入广州市内进行巷战演练。黄埔学生进入广州,直到深夜开始巷战演习时,才口头宣布正式命令:围剿商团叛变。黄埔军校学生这股新生力量虽是初出茅庐,但斗志旺盛,英勇出击,机智勇敢地配合友军采用火攻,在广州等地工会、农会的支持下,只用3天的时间,便使商团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解除了广东革命政府的肘腋之患,首次树立了军威。平定商团,是黄埔学生军履行反帝反封建义务的第一次成功实践。黄埔军校原处于“环境之恶劣,学生勤务之纷繁,教育殆将中断;但自商团军剿平后反促成本校之发展”。商团被缴械以后,黄埔军校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黄埔学生经过此次实际战斗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取得了战斗经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此,黄埔军校的声威大震,学生们学习练兵的热忱更加高涨。
为了锻炼学生们的实战技能,1924年冬,在第一期学生毕业之际,军校举行了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地点选在黄埔军校的对岸,以鱼珠炮台作为演习起点和露营地,向西经过石牌车站至瘦狗岭一带约10余公里的区域。演习情节设定为:以广州市为根据地的“西军”,已占领广州东郊外的瘦狗岭和石牌车站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与校军组成的“东军”决一死战。东军则假想西军行至石龙后,作战斗搜索前进。黄埔学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演习,对这一带的地形进行目测、步测或器测,对打法滚瓜烂熟。事有凑巧,时隔半年后,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举兵叛乱。恰在此地,黄埔校军和杨、刘军遭遇。半年前黄埔生演习时的假想情况,完全变成了现实,演习场地成了真枪实弹的战场。黄埔校军由于事前已有演习,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打得非常顺利,大大缩短了作战进程。
1925年2月,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军校学生在东征中参加右路军作战,他们虽不足3000人,但对整个战局起了重大作用。在揭西棉湖一战中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精锐部队,使东征军士气大振,连战连捷,敌人望而生畏,仅两个月就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10月,被黄埔军打得落荒而逃的陈炯明又卷土重来,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这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经过短短3个月的整军练兵,誓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时,黄埔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扒着云梯登城,虽然伤亡很大,但学生们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一举攻克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捣毁了陈炯明的老巢,黄埔学生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黄埔军校师生官兵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战斗,立下誓言:“吾等是黄埔学生,在最近的将来,便当率领革命健儿,向前去冲锋杀贼。吾等誓愿尽忠党国,始终为民众利益奋斗,此身可杀,此志不渝。”他们成为北伐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不少人在北伐军中担任了各级将领或指挥员。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黄埔学生为战斗核心。该团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仲明,营长曹渊、许继慎,连长卢德铭、袁也烈等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毕业生。叶挺独立团是北伐先锋,一路在前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在汀泗桥、贺胜桥的关键性战役中,创立奇功,被誉为“铁军”。北伐军长驱直进,出师不到1年,连克长沙、武汉、南昌、福州、杭州、南京、上海,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数十万军队,在半年多时间里占领了半个中国。黄埔军立下赫赫战功,黄埔军校的声威也达到了高峰。
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四期的学生,每期都参加了较大规模激烈的战斗锻炼:第一期学生参加平定商团之战;第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第3期学生参加镇压杨、刘的叛乱;第四期学生参加第二次东征,后又参加了南征和北伐,真是“无役不与”。“每一次战役,无不有黄埔同学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有黄埔同学的骨。”黄埔学生把课堂开在战场上,通过实战的锻炼,使得一些主要科目,如射击、侦察、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以及行军警戒及宿营等,都在野外演习和战斗中完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实战的锻炼,才使他们加强了军事素养,加快了健康成长的步伐。保定军校的学生,经过3年训练,毕业之后,多只能当见习排长。而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只有半年训练,但毕业后就能充任中下级指挥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黄埔学生经过了实战锻炼。通过这些实际的战斗锻炼,学生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增长了才干。他们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战经验,所以,他们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指挥作战,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已经是一名饱经沙场、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员。黄埔军校的发展史表明,一个优秀军人的成长与成功,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受教育时间的长短,以半年为期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比之后来学习3年的各期学生,在军事才能上是毫不逊色的。国共两党中受黄埔教育而后成大器者,多出自黄埔军校前几期的学生。
第二,亲身参与工农运动,帮助建立工农组织。
军校学生除参加实战外,还遵循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不断派出学生深入工农、宣传工农和武装工农,支持与扶助工农运动,使军校成为工农运动的后盾,使工农群众成为军队力量的源泉。一是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人才。二是不断派出学生深入周围各县,“进行党务和宣传工作,并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三是接受工团军到校进行训练,黄埔“学生自告奋勇牺牲了学业去训练工团军”,大力支持工团军对商团军的斗争。
第三,血洒反帝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黄埔学生义愤填膺,参加示威游行。为了保护工人、农民、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一路上,他们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气势恢弘。帝国主义者在沙基大肆屠杀,黄埔学生惨遭毒手,“死难者二十三,受伤者五十三”。沙基惨案后,黄埔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在《援助省港罢工周宣言》中,高呼:“我们不应坐视工人单独的奋斗!”“工农商学军各界联合起来,一致的打倒帝国主义!”军校帮助训练工人纠察队,从精神及物质上积极援助罢工工友。“前四期学生毕业后很高兴的跑到前方加入战线,或跑到罢工委员会训练罢工纠察队,或跑到农民协会里训练农民自卫军”,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广东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向黄埔军校赠送“东方的红军”大旗,省港罢工委员会向军校赠送“革命前驱”匾额。“这种在行动上拥护工农政策与人民合作的精神,实在占黄埔学校历史很重要的一章”。
黄埔军校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现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实战,支持和亲自参与工农运动,帮助建立工农组织,是黄埔军校进行军事教育的一大特色。他们既把在军校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加速了他们成为孙中山期望的“革命军”的进程。
记者:黄埔军校的校训是什么?
陈宇:黄埔军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它谱入校歌飘扬在校园上空,写成大标语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烫金描红印在毕业证书上。这校训在当时的军校随处可见可闻,从讲台上到各队值星官的早晚点名呼叫中,都深刻持久地印入每一个学生的大脑里,由此形成的革命气氛影响着他们的终生,随时感受到校训的存在。许多黄埔老人多年后回忆军校生活,仍然是心潮澎湃,心驰神往。
(1)以“亲爱精诚”为校训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这天,校总理孙中山亲笔手书《黄埔军官学校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此训词由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4人撰文。1929年1月10日定为国民党党歌,1930年3月24日暂定为中华民国国歌,1937年6月21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为国歌。孙中山的这个训词墨迹广为流传,1930年落成的黄埔岛孙总理铜像碑座上有此训词。但是,这个训词并非校训。
定为校训的“亲爱精诚”,有文章讲是在黄埔军校成立时由蒋介石拟定及选写,并由孙中山在开学典礼时核定宣布的。查阅文献资料可见,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经后来整理有7400余字的讲话。这个讲话最早收录在1926年2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中,题目为《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195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选集》收录此讲演,题目改为《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其中均未见“亲爱精诚”的表述。但有历史照片为证,在孙中山站立着发表这篇演说的主席台正中央,高悬着“亲爱精诚”4个大字,字体并非蒋介石手书,却也说明这无疑是最早展示的由孙中山钦定的黄埔军校校训。
1925年9月6日,军校公告的第二期毕业生誓词有“谨遵校训,亲爱精诚”;1926年1月7日,第三期毕业生誓词有“遵守总理共同奋斗之遗嘱,本校亲爱精诚之校训”;1926年10月4日,第四期毕业生誓词有“亲爱精诚,遵守遗嘱”。1926年6月,黄埔同学会成立宣言和简章中都写有“本亲爱精诚之校训”。7月,蒋介石在督师北伐《校长留别全体官长学生书》中写道:“是故本校校训,为亲爱精诚。”皆说明黄埔本校初期即把“亲爱精诚”作为校训。
1927年1月7日,《黄埔日刊》载李济深《本校新年各界联欢大会开会词》:“校长的训言:‘统一意志’、‘团结精神’,……实行本校‘亲爱精诚’的校训。我们今后不要一时一刻忘记了本校校训和校长训言。”同年出版的《方(鼎英)教育长言论集》载:“本总理‘亲爱精诚’之校训,及校长‘统一意志,团结精神’之格言,养成其牺牲奋斗之精神。”同年的《孙文主义学会复青年军人联合会函》中有“具征本总理亲爱精诚之旨趣,体校长流涕而道之苦衷”之语。这些文献资料都说明校训“亲爱精诚”出自于孙中山,而非蒋介石。然而,至今并未见有孙中山题写的“亲爱精诚”手迹,所见到的蒋介石在各个时期题写的“亲爱精诚”墨迹不下30余幅,这也大概是有文章误认为“亲爱精诚”校训出自蒋介石的缘由。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办后不久,校本部颁布由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作词的校歌,头一句就是“莘莘学子,亲爱精诚”。后又正式颁布由陈祖康作词的校歌,最后几句是:“亲爱精诚,继续永守”。皆把校训填词入校歌中。1924年11月底颁发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证书,在4个角上的文字是校训“亲爱精诚”。第1期学生的毕业证章正面也写有“亲爱精诚”4字。此后,各期的毕业证书、证章,也将“亲爱精诚”校训印在显着位置。后来此4字有所变动,但其基本精神未变。如1933年5月颁发的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证书,4个角特别印有“亲、爱、精、忠”4个大字。颁发者为时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校长的蒋中正,还有时在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的7名委员:张治中、何应钦、汪兆铭、吴敬恒、戴传贤、朱培德、唐生智。此毕业证书将原校训中的“诚”字改为“忠”,两字的差异,令人别样品味。
(2)对“亲爱精诚”的解读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后期苦心经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他倾注了极大精力,常到黄埔岛视察,在军校“海关楼”小住,听取汇报,寄托了莫大希望。孙中山经常教育军校师生,发扬“团结”、“牺牲”、“奋斗”三大精神,“同学同道,生死共赴”。什么叫“同道”呢?他解释说,就是“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悲喜同心”,这正是军校校训“亲爱精诚”的真谛。
从字面上看,“亲爱”,可理解为要求军校全体师生官佐团结协作、相亲相爱、和谐共处。“博爱”与“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博大精神。对黄埔生来说,就是对国家和人民要有深厚感情,爱国爱民,乐于牺牲,也可理解为对军校、对主义的热爱。“精诚”,可理解为精益求精、诚心诚意。“精”,指精细、精明,更指精神、精气,治学讲气,治校讲气,做人也当讲气,包含着对学业和事业的执着追求,刻苦学习,脚踏实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指道德、修养,要以诚待人,明礼诚信。
1924年8月,蒋介石在对学生演讲时,对孙中山提出的“亲爱精诚”校训要旨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学生来到军校以后就要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如同手足一样,感情要融洽。有了融洽的感情,做事情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互助的精神。1925年元旦,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学生训话中阐述校训说:“亲爱”是要所有的革命同志能“相亲相爱”,“精”是“精益求精”,“诚”是“诚心诚意”。他多遍用毛笔书写此校训,字写得很好,感悟也很深,有幅题字他故意缺了“精”中“米”字右下一点,并把这一点加写在“爱”字的“友”肩上,并解释说是做人应少一点精明,多一点爱心。看来他十分看重校训中的“团结友爱”本意。
蒋介石要求凡是革命同志、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团结一致。黄埔学生要把革命党与学校作为自己的第二家庭,学生要视师长如父兄,不忘他们的教练苦心。并认为,人生关系最密切者是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与爱我者同志。“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第一总要同心协力,规过劝善,使得大家的精神一贯,来振作我们这个自己的学校才好。如果现在在学校里面官长、学生一齐热心,互相团结,将来出去无论在军队里面,或在社会里面,也能够联络一致。如此办下去,本党必有莫大的希望。”(《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430页)他要求大家把全校师生看成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相劝勉,共同进步。
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长期担任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在1936年南京时期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生入学时,对校训“亲爱精诚”作了深刻的诠释,他说:“亲”是关系亲热,感情真实不虚假;“爱”是接近信服倾慕,对人对事有感情;“精”是完美纯洁无私念,精益求精不复杂;“诚”是恳切真挚,开诚布公不虚伪。把“亲爱”两个字连起来,作为一个词语讲,亲是爱的副词,表示爱的深厚真实,彼此关系密切。同时,亲和爱是互相关联的,能亲才就爱,不亲就不是真爱;把“精诚”两个字连起来,也是个词语,精是诚的副词,表示诚的深度,真挚实在,信守无伪。同时,精和诚也是互相关联的,诚则精,不精是不会真诚的。再进一步把“亲爱精诚”4个字组成校训,意义深刻重大。
(3)“亲爱精诚”是以团结、牺牲为主旨的黄埔精神关键要点
黄埔军校在艰险的环境中诞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革命的黄埔师生,不断发扬黄埔精神,推动着革命战争向前发展。国民革命所取得的成效,到北伐战争时已相当可观,“亲爱精诚”的校训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黄埔军人的精神支柱、灵魂和动力。
黄埔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是牺牲。而“牺牲”并不止是生命的牺牲,还有常人有而军人不能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精诚”尤显在于平时凡事。1924年11月13日下午,孙中山北上北京商讨国事路过黄埔岛,向军校学生作最后训导,他说:“我们黄埔的武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百里或者是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对于革命都是有很大的希望很大抱负的。广大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千里到黄埔来听革命的演说,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的前途也当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是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
黄埔精神的又一重要内涵是团结。1924年11月 19日上午,原军政部所属陆军讲武学校的100多名学员并入黄埔军校,编为第一期第六队,其中有左权、陈明仁等。军校全体师生在大操场列队迎接,其中也有原是陆军讲武学校的陈赓、宋希濂等。午饭时,蒋介石代表黄埔军校全体官长师生,对原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员表示欢迎,就团结问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新旧学生聚在一起,大家不要分新旧彼此的界限,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就是凡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团结。……无论什么时候总不要忘记我们的校训”。
1927年初,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代教育长方鼎英,在《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概述》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本校自成立以来,战胜种种恶劣的环境,以五百人扩充到数万人,……凡中国之二十二行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在此最短期间而能得此伟大之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上之惊叹!盖集中于‘亲爱精诚’校训之下,相亲相爱,精益求精,诚心诚意,以谋团结。先之以大无畏之精神,持之以百折不挠之志气。为民众谋解放,而一己之功名富贵,皆可牺牲;为本党谋团结,而一己之自由幸福,都可放弃。故能不怕死,不畏难,以一敌百,一百敌万,决不辜负革命军人之精神。”方鼎英在这里所说的以团结、牺牲为主旨的“革命军人之精神”,即是黄埔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就在于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如火如荼的20世纪上半叶,众多有志青年为共同理想来到黄埔,却因不同的理想分道扬镳。黄埔校友未能以孙中山先生的“亲爱精诚”校训,实现中国统一,不能不说是莫大遗憾。因此,继承和发扬“亲爱精诚”的革命精神,在祖国尚未统一的今天,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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